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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记

小说:新修版《笑傲江湖》    作者:金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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聪明才智之士,勇武有力之人,极大多数是积极进取的。通常的道德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两类:努力目标是为大多数人(包括国家、社会)谋福利的,是好人;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名位、物质欲望而去损害旁人的,是坏人。好人或坏人的大小,以其嘉惠或损害的人数和程度而定。政治上大多数时期中是坏人当权,于是不断有人想取而代之;有人想进行改革;另有一种人对改革不存希望,也不想和当权派同流合污,他们的抉择是退出斗争漩涡,独善其身。所以一向有当权派、造反派、改革派以及隐士。

中国的传统观念,是鼓励人“学而优则仕”,学孔子那样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,但对隐士也有很高的评价,认为他们清高。隐士对社会并无积极贡献,然而他们的行为和争权夺利之徒截然不同,提供了另一种范例。中国人在道德上对人要求很宽,只消不是损害旁人,就算是好人了。《论语》记载了许多隐者,晨门、楚狂接舆、长沮、桀溺、荷蓧丈人、伯夷、叔齐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张、柳下惠、少连等等,孔子对他们都很尊敬,虽然,并不同意他们的作风。

孔子对隐者分为三类:像伯夷、叔齐那样,不放弃自己意志,不牺牲自己尊严(“不降其志,不辱其身”);像柳下惠、少连那样,意志和尊严有所牺牲,但言行合情合理(“降志辱身矣,言中伦,行中虑,其斯而已矣”);像虞仲、夷逸那样,则是逃世隐居,放肆直言,不做坏事,不参与政治(“隐居放言,身中清,废中权”)。孔子对他们评价都很好,显然认为隐者也有积极的一面。

参与政治活动,意志和尊严不得不有所舍弃,那是无可奈何的。柳下惠做法官,曾遭三次罢官,人家劝他出国。柳下惠坚持正义,回答说:“直道而事人,焉往而不三黜?枉道(暂时委屈一下)而事人,何必去父母之邦?”(《论语》)关键是在“事人”(服从长官意志)以及“直”或“枉”。为了大众利益而从政,非事人不可;坚持原则而为公众服务,不以自己的功名富贵为念,虽然不得不服从上级命令,但也可以说是“隐士”——至于一般意义的隐士,基本要求是求个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。

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,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。写《笑傲江湖》那几年,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,当权派和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,无所不用其极,人性的卑污集中地显现。我每天为《明报》写社评,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,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。这部小说并非有意地影射文革,而是通过书中一些人物,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。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,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,只有刻画人性,才有较长期的价值。不顾一切地夺取权力,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,过去几千年是这样,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。任我行、东方不败、岳不群、左冷禅这些人,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,而是政治人物。林平之、向问天、方证大师、冲虑道人、定闲师太、莫大先生、余沧海、木高峰等人也是政治人物。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,每一个朝代中都有,相信在别的国家中也都有,在各大小企业、学校,以及各种团体内部中也会存在。

“千秋万载,一统江湖”的口号,在六十年代时就写在书中了。任我行因掌握大权而腐化,那是人性的普遍现象。这些都不是书成后的增添或改作。有趣的是,当“四人帮”掌权而改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,所改的歌词中,居然也有“千秋万载”的字眼。

《笑傲江湖》在《明报》连载之时,西贡的中文报、越文报和法文报有二十一家同时连载。南越国会中辩论之时,常有议员指责对方是“岳不群”(伪君子)或“左冷禅”(企图建立霸权者)。大概由于当时南越政局动荡,一般人对政治斗争特别感到兴趣。

令狐冲是天生的“隐士”,对权力没有兴趣。盈盈也是“隐士”,她对江湖豪士有生杀大权,却宁可在洛阳隐居陋巷,琴箫自娱。她生命中只重视个人的自由、个性的舒展,唯一重要的只是爱情。这个姑娘非常怕羞腼腆,但在爱情中,她是主动者。令狐冲当情意紧缠在岳灵珊身上之时,是不得自由的。只有到了青纱帐外的大路上,他和盈盈同处大车之中,对岳灵珊的痴情终于消失了,他才得到心灵上的解脱。本书结束时,盈盈伸手扣住令狐冲的手腕,叹道:“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终身和一只大马猴锁在一起,再也不分开了。”盈盈的爱情得到圆满,她是心满意足的,令狐冲的自由却又被锁住了。或许,只有在仪琳的片面爱情之中,他的个性才极少受到拘束。

人生在世,充分圆满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。解脱一切欲望而得以大彻大悟,那是佛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“涅槃”,不是常人之所能。那些热衷于政治和权力的人,受到心中权力欲的驱策,身不由己,去做许许多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,其实都是很可怜的。

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,不论诗词、散文、戏曲、绘画,追求个性解放向来是最突出的主题。时代越动乱,人民生活越痛苦,这主题越是突出。

“人在江湖,身不由己”,要退隐也不是容易的事。刘正风追求艺术上的自由,重视莫逆于心的友谊,想金盆洗手;梅庄四友盼望在孤山隐姓埋名,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;他们都没法做到,卒以身殉,因为权力斗争(政治)不容许。政治,存在于任何团体组织之中。王蒙先生说,读到本书的“金盆洗手”时曾经流泪,相信便是为此。

对于郭靖那样舍身赴难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侠,在道德上当有更大的肯定。令狐冲不是大侠,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。风清扬是心灰意懒、惭愧懊丧而退隐。令狐冲却是天生的不受羁勒。在黑木崖上,不论是杨莲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权,旁人随便笑一笑都会引来杀身之祸,傲慢更加不可。“笑傲江湖”的自由自在,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。

因为想写的是一些普遍性格,是政治生活中的常见现象,所以本书没有历史背景,这表示,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、任何团体之中。

一九八○·五月

内地有若干文学批评家评论:岳夫人宁中则得知丈夫卑鄙下流,心灰意懒而自杀,不合人情,她大可不必自杀。也有人认为萧峰自杀不合理,他掌击阿朱不合理。当然,俄国托尔斯泰笔下的“安娜·卡列尼娜”也大可不必自杀。对于人生的价值观,人人不同。有的是以现代人功利心代入武侠人物,有的是以“韦小宝价值观”去评论萧峰、宁中则,等于有人认为史可法、文天祥不投降,岳飞不抗命为十分“愚蠢”。香港有人评论北京佘氏子孙十几代为袁崇焕守墓为“愚忠”,当然也有人以董存瑞、雷锋为“不近情理”。以“市侩动机”去看历史人物,只有昏君、奸臣、贪官污吏、卑鄙小人才是合理的。

有评论家查问:东方不败自宫后搞同性恋是否可能?自宫并非同性恋之必要条件或必然发展。男性同性恋是历史事实,希腊、罗马、印度军队中普遍存在,发掘之地下文物甚多,今日如去意大利彭贝城参观古迹即可见到,印度东部古塔中亦多。英国史家吉朋在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中说,罗马帝国最初十四个皇帝之中,除一人外,其余十三人皆好男色,或男女皆喜。中国更极普遍,龙阳、分桃、断袖之典故,董贤、邓通等皆史实也,汉文帝为贤君尚且不免。性习惯向来隐晦,同性恋合法与否,一般法律不作规定,今日若干欧美国家规定两个男性可正式结婚。同性恋自居女性者常喜作女妆,此为性癖好,与自宫与否无关,亦有先同性恋而再作变性手术者。埃及、中国数千年宫廷中皆有太监,无男性性征,但并非必转女性性格。

本书几次修改,情节改动甚少。

二〇〇三·五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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