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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崇焕评传1

小说:修订版《碧血剑》    作者:金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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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一节文末的注释只是表示:文中的事实全部都有根据,并不是小说。对历史研究没有兴趣的读者们大可略过注释不读。

在距离香港不到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区之中,过去三百多年内出了两位与中国历史有重大关系的人物。最重要的当然是孙中山先生。另一位是出生在广东东莞县的袁崇焕。

我在阅读袁崇焕所写的奏章、所作的诗句、以及与他有关的史料之时,时时觉得似乎是在读古希腊剧作家攸里比第斯、沙福克里斯等人的悲剧。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,他有巨大的勇气,和敌人作战的勇气,道德上的勇气。他冲天的干劲,执拗的蛮劲,刚烈的狠劲,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,加倍的显得突出。

袁崇焕,字元素,号自如。“焕”,是火光,是明亮显赫、光彩辉煌;“素”是直率的质朴,是自然的本性。他大火熊熊般的一生,我行我素的性格,挥洒自如的作风,的确是人如其名。这样的性格,和他所生长的那不幸的时代构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。古希腊英雄拚命挣扎奋斗,终于敌不过命运的力量而垮了下来。打击袁崇焕的不是命运,而是时势。虽然,在某种意义上说来,时势也就是命运。像希腊史诗与悲剧中那些英雄们一样,他轰轰烈烈的战斗了,但每一场战斗,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。

希腊史诗《伊里亚特》记述赫克托和亚契力斯绕城大战这一段中,描写众天神拿了天平来秤这两个英雄的命运,小时候我读到赫克托这一端沉了下去,天神们决定他必须战败而死,感到非常难过,“那不公平!那不公平!”过了许多岁月,当我读到满清的皇太极怎样设反间计、崇祯和他的大臣们怎样商量要不要杀死袁崇焕,同样有剧烈的凄怆之感。

历史家评论袁崇焕,着眼点在于他的功业、他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、他在明清两个朝代覆亡与兴起之际所起的作用。近十多年来,我几乎每天都写一段小说,又写一段报上的社评,因此对历史、政治与小说是同样的感到兴趣,然而在研究袁崇焕的一生之时,他强烈的性格比之他的功业更加吸引我的注意。

整体说来,清朝比明朝好得多。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,他们的总平均分数和明朝十六个皇帝相比,我以为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,因为前者的是相当高的正数,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。对于满洲人入主中国一事,近代的评价与前人也颇有改变。所以袁崇焕的功业,不免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渐渐失却光彩。但他英雄气概的风华却永远不会泯灭。正如当年七国纷争的是非成败,在今天已没有多大意义了,但荆轲、屈原、蔺相如、廉颇、信陵君等等这些人物的生命,却超越了历史与政治。

《碧血剑》中的袁承志,在性格上只是一个平凡人物。他没有抗拒艰难时世的勇气,受了挫折后逃避海外,就像我们大多数在海外的人一样。

袁崇焕却是真正的英雄,大才豪气,笼盖当世,即使他的缺点,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。他比小说中虚构的英雄人物,有更多的英雄气概。

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锋锐绝伦、精刚无俦的宝剑。当清和升平的时日,悬在壁上,不免会中夜自啸,跃出剑匣。在天昏地暗的乱世,则屠龙杀虎之后,终于寸寸断折。

在明末那段不幸的日子中,任何人都是不幸的。每一个君主在临死之时,都深深感到了失败的屈辱:崇祯、清太祖努尔哈赤、清太宗皇太极(如果他不是被人谋杀的,那么是惟一的例外)、蒙古人的首领林丹汗、朝鲜国王李佑;始终是死路一条的将军和大臣(奋勇抗敌的将军与降敌做汉奸的将军,忠鲠正直的大臣与奸佞无耻的大臣,命运都没甚么分别,但在一个比较温和的时代,奸臣却常常能得善终,例如秦桧);愤怒不平的知识份子,领不到粮饷的兵卒,生命朝不保夕的“流寇”,饥饿流离的百姓,以及有巨大才能与勇气的英雄人物:杨涟、熊廷弼、孙承宗、李自成、袁崇焕。

在那个时代中,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所无法想象的苦难。在山东的大饥荒中,丈夫吃了妻子的尸体,母亲吃了儿子的尸体。那是小人物的悲剧,他们心中的悲痛,一点也不会比英雄们轻。不过小人物只是默默的忍受,英雄们却勇敢地奋战了一场,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。英雄的尊严与伟烈,经过了无数时日之后,仍在后人心中激起波澜。

这个不幸的时代,是数十年腐败达于极点的政治措施所累积而成的。

我书架上有一部英国历史家吉朋的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,是三卷注释本①。书脊上绘着罗马式建筑的两根大理石柱子,第一卷的柱子,柱头上有些残缺破损,第二卷的柱子残损更多,第三卷的柱子完全垮了。这象征一个帝国的衰败和灭亡,如何一步步的发展。

明朝的衰亡也是这样。

明朝的覆灭,开始于神宗②。

神宗年号万历,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,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。只因为他做皇帝的时候实在太久,所以对国家人民所造成的祸害也特别大。他死时五十八岁,本来并不算老,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岁,成祖六十五岁,世宗六十岁。可是神宗未老先衰,后来更抽上了鸦片。鸦片没有缩短他的寿命,却毒害了他的精神。他的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,但匪夷所思的懒惰,一定是出于鸦片的影响。

然而万历初年,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辉煌的时期之一。近代中西学者研究瓷器及其他手工艺品,有这样一个共通的意见:在中国国力最兴盛的时期,所制作的瓷器最精采。万历年间的瓷器和珐琅器灿烂华美,精巧雅致,洵为罕见的杰作。因为万历最初十年,张居正当国,他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精明能干的大政治家。

神宗接位时只有十岁,一切听母亲的话。两宫太后很信任张居正,政治上权力极大的司礼太监冯保又给张居正笼络得很好,这些有利的条件加在一起,张居正便能放手办事。明朝自明太祖晚年起就不再有宰相,张居正是大学士,名义是首辅,等于是宰相。

从万历元年到十年,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。他重用名将李成梁、戚继光、王崇古,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异族每次入侵都大败而归,只得安分守己而和明朝进行和平贸易。南方少数民族的武装暴动,也都一一给他派人平定。国家富强,储备的粮食可用十年,库存的盈余超过了全国一年的岁出。交通邮传办得井井有条。清丈全国田亩面积,使得税收公平,不致像以前那样由穷人负担过分的钱粮而官僚豪强却不交税。他全力支持工部尚书潘季驯,将泛滥成灾的黄河与淮河治好,将水退后的荒地分给灾民开垦,免税三年。官僚的升降制度执行得很严格,严厉惩办贪污。

在那时候,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、最富强的大国。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的时候,无不欣慕向往。他们佩服中国的文治教化、中国的考试与文官制度,佩服中国的道路四通八达③,佩服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欧洲贫民好得多。万历十年是公元一五八二年。要在六年之后,英国才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;再过三十八年,英国的清教徒才乘“五月花号”到达美洲;再过六十一年,五岁的路易十四才登上法国的王座。那时莎士比亚只有十六岁,还在英国的树林里偷人家的鹿。直到八十三年之后,伦敦还由于太污秽、太不卫生,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。在万历初年,北京、南京、扬州、杭州这些就像万历彩瓷那样华美的大城市,在外国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样。

中国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,手工业和技术非常先进。在十五世纪时,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棉区之一。由于在正德年间开始采用了越南的优良稻种,农田加辟,米产大增,尤其是广东一带。因为推广种植水稻,水田中大量养鱼,疟蚊大减④,岭南向来称为瘴疠的疟疾已不像过去那样可怕,所以两广的经济文化也开始迅速发展。

可是君主集权的绝对专制制度,再加上连续四个昏庸腐败的皇帝,将这富于文化教养而勤劳聪明的一亿人民、这举世无双的富强大国推入了痛苦的深渊。

张居正于万历十年逝世,二十岁的青年皇帝自己来执政了。皇帝追夺张居正的官爵,将他家产充公,家属充军,将他长子逼得自杀。

神宗是相当聪明的。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聪明,隋炀帝、宋徽宗、李后主,都是文采斐然。明神宗的聪明之上,所附加的不是文采,而是不可思议的懒惰,不可思议的贪婪。皇帝懒惰本来并不是太严重的毛病,他只须任用一两个能干的大臣,甚么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办就是了,多半政治只有更加上轨道些,中国历史上不乏“主昏于上,政清于下”的先例。然而神宗懒惰之外还加上要抓权,几十年中自己不办事,也绝对不让大臣办事。这在世界历史上固然空前,相信也必绝后。

做了皇帝,要甚么有甚么,但神宗所要的,偏偏只是对他最无用处的金钱。如果他不是皇帝,一定是个成功的商人,他血液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贪性。他那些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毒辣,有的胡闹荒唐,但没有一个是这样难以形容的贪婪。因此近代有一位历史学者推想,他这性格是出于母系的遗传。他母亲是一个小农的女儿⑤。

皇帝贪钱,最方便有效的法子当然是加税。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,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,称为“内库”。他加紧征收商税,那是本来有的,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,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。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“矿税”。

大批没有受过教育、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,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,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。只要“矿税使”认为甚么地方可以开矿,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。这些太监无恶不作,随带太批流氓恶棍,到处敲诈勒索,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、住宅、商店、作坊、田地,说地下有矿藏,要交矿税⑥。结果天下骚动,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。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,自然就强横不法,往往擅杀和拷打文武官吏。有一个太监高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、商税,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,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,打死指挥,诬陷总兵官犯法。神宗很懒,甚么奏章都不理会,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,御用税监呈报上来,他立刻批准。

搜括的规模之大实是骇人听闻。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,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⑦,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,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。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,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。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,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,又比这数字大得多。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,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、太监克扣的是十分之二、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、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。

可和神宗的贪婪并驾齐驱的是他的懒。

在他二十八岁那年,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:一年之间,臣只见到天颜两次,偶然提出一些建议,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,皇上完全不理。

这种情形越来越恶化,到万历四十二年,首辅叶向高奏称:六部尚书中,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,全国的巡抚、巡按御史、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。他的奏章写得十分激昂,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,京城里怨声载道,大祸已在眼前,皇上还自以为不见臣子是神明妙用,恐怕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没有这样妙法吧⑧。神宗抽饱了鸦片,已经火气全无。这样的奏章,如果落在开国的太祖、成祖、末代的思宗手里,叶向高非杀头不可。但神宗只要有钱可括,给大臣讥讽几句、甚至骂上一顿,都无所谓。

万历年间的众大臣说得上是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。有人上奏,说皇上这样搞法,势必民穷财尽,天下大乱⑨;有人说陛下是放了笼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⑽;有人说一旦百姓造反,陛下就算满屋子都是金银珠宝,又有谁来给你看守⑾?有的指责说,皇上欺骗百姓,不免类似桀纣昏君⑿;有的直指他任用肆无忌惮之人,去干没有天理王法之事⒀;有的责备他说话毫无信用⒁。臣子居然胆敢这样公然上奏痛骂皇帝,不是一两个不怕死的忠臣骂,而是大家都骂,那也是空前绝后、令人难以想象的事。然而言者谆谆,听者藐藐,神宗对这些批评全不理睬。正史上的记载,往往说“疏入,上怒,留中不报”。留中,就是不批复。或许他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,因为罚人也总得下一道圣旨才行。但直到他死,拚命搜括的作风丝毫不改。同时为了对满清用兵,又一再增加田赋。皇帝搜括所得都存于私人库房(内库),政府的公家库房(外库)却总是不够,结果是内库太实,外库太虚⒂。

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,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达于极点。

神宗除了专心搜括之外,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。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,御史翟凤羽(注:应为“翀”字)中的奏章中说:皇上不见廷臣,已有二十五年了。

①Edward Gibbon: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,The Heritage Press,New York.(注:原来全为全角英文字母:EdwardGibbon:TheDeclineandFalloftheRomanEmpire,TheHeritagePress,NewYork.)

②这是后世论者的共同意见。《明史·神宗本纪》:“故论考谓:明之亡实亡于神宗。”赵翼《廿二史答(注:就为“劄”字)记·万历中矿税之害》:“论者谓明之亡,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。”清高宗题明长陵神功圣德碑:“明之亡非亡于流寇,而亡于神宗之荒唐,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,大臣志在禄位金钱,百官专务钻营阿谀。及思宗即位,逆阉虽诛,而天下之势,已如河决不可复塞,鱼烂不可复收矣。而又苛察太甚,人怀自免之心。小民疾苦而无告,故相聚为盗,闯贼乘之,而明社遂屋。呜呼!有天下者,可不知所戒惧哉?”

③十六世纪后期来到中国游历的欧洲人,如G.Pereira,G.da Gruz,M.de Rade(注:G.Pereira,G.daGruz,M.deRade)等人著书盛赞中国。他们拿中国的道路、城市、土地、卫生、贫民生活等和欧洲比较,认为中国好得多。见A.P.Newton,ed.,Travel and Travellers of the Middle Ages;C.R.Boxer,South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(注:A.P.Newton,ed.,TravelandTravellersoftheMiddleAges;C.R.Boxer,SouthChinainthe16thGentury)等书。直到一七九八年,马尔塞斯在《人口论第一篇》中还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国家。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天主教教士利马窦等人更盛赞中国的文治制度,认为举世出无其右。参阅L.J.Gallagher,S.J.tr.,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.(注:L.J.Gallagher,S.J.tr.,ChinaintheSix-teenthCentury.)

④Wolfram Eberhard:A History of China,p.249.(注:WolframEberhard:AHistoryofChina,p.249.)

⑤朱东润《张居正大传》:“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,充满偏执和高傲……到了神宗,又在这高傲的血液里,增加新的成分。他底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底女儿。小农有那一股贪利务得的气息,在一升麦种下土以后,他长日巴巴地在那里计算要长成一斛、一石、又硬、又好的小麦。成日的精神,集中在这一点上面。……明朝底皇帝,只有神宗嗜利,出于天性,也许只可这样地解释。”(三一七页)但说小农嗜利,似乎不大妥当。小农种麦而盼望收成,既是自然而合理的期待,又是生活的唯一资料,不能说是嗜利。

⑥矿税的税率是胡乱指定的,在L.Carrington Goodrich,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(注:L.CarringtonGoodrich,AShortHistoryoftheChinesePeople)中,说万历时的矿税是矿产价值的百分之四十,即使矿场已经停闭,矿主每年仍须按旧税率缴税。p.199.(注:p.199.)

⑦据张居正奏疏《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》:万历五年,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,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。

⑧叶向高奏:“中外离心,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,祸机不测,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。帷幄不得关其忠,六曹不得举其职。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,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。臣恐自古圣帝明王,无此法也。”

⑨二十七年,吏部侍郎冯琦奏:“自矿税使出,民苦更甚。加以水旱蝗灾,流离载道,畿辅近地,盗贼公行,此非细故也。中使衔命,所随奸徒千百……遂今狡猾之徒,操生死之柄……五日之内,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。奸内生奸,例外创例,不至民困财殚,激成大乱不止。伏望急图修弭,无令赤子结怨,青史贻讥。”

⑽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奏:“令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餍群黎,逸圈内之豺狼以搏噬百姓,怨愤无处得伸,郁结无时可解。”

⑾凤阳巡抚李三才奏:“陛下爱珠玉,民亦慕温饱,陛下爱子孙,民亦恋妻孥。奈何崇聚财贿,而使小民无朝夕之安?”又言:“近日奏章,凡及矿税,悉置不省。此宗社存亡所关,一旦众叛土崩,小民皆为敌国,陛下即黄金盈箱,明珠填屋,谁为守之?”

⑿给事中田大益奏:“内臣务为劫夺以应上求,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,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,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,公私骚然,脂膏殚竭,向所谓军国正用,反致缺损。……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齿,而冀以计智甘言掩天下耳目,其可得乎?陛下矜奋自贤,沉迷不返,以豪党奸弁为腹心,以金钱珠玉为命脉……即令逢干剖心,皋夔进谏,亦安能解其惑哉?”又言:“陛下驱率狼虎,飞而食人……夫天下至贵而金玉珠宝至贱也。积金玉珠宝若泰山,不可市天下尺寸地,而失天下,又何用金玉珠宝哉?”

⒀吏部尚书李戴奏:“今三辅嗷嗷,民不聊生;草木既尽,剥及树皮;夜窃成群,兼以昼劫;道瑾(注:应为“殣”字)相望,村空无烟。……使百姓坐而待死,更何忍言?……此时赋税之役,比二十年前不啻倍矣……指其屋而挟之曰‘彼有矿’,则家立破矣;‘彼漏税’,则橐立倾矣。以无可查稽之数,用无所顾畏之人,行无天理王法之事。”

⒁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言:“天子之令,信如四时。三载前尝曰:‘朕心仁爱,自有停止之时。’今年复一年,更待何日?天子有戏言,王命委草莽。”

⒂万历四十四年,给事中熊明遇疏:“内库太实,外库太虚。”(以上⑧至⒂各奏疏中的文字散见《明史》或《明通鉴》。)

就在这时候,满清开始崛起。万历四十五年,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,发兵攻明,次年攻占辽东重镇抚顺。明兵大败,总兵官张承荫战死,万余兵将全军覆没,举朝震骇。

四十七年,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,叶赫(满清的世仇)兵二万,朝鲜(中国的属国)兵二万,兵分四路,大举攻清。清兵八旗兵约六万人,集中兵力,专攻西路一路。西路军的总兵官杜松是明军的勇将,平时最喜欢做的事,就是脱去衣衫,将满身的累累刀枪瘢痕向人夸示。出兵之时,他脱去上身衣衫,在城中游街,百姓鼓掌喝彩。

西路这一仗,称为“萨尔浒之役”,明军有火器钢炮,军火锐利得多。但杜松有勇无谋,他是统兵六万的兵团司令,却打了赤膊,露出全身伤疤,一马当先的冲锋。大概他是《三国演义》的读者,很羡慕“虎痴”许褚的勇猛。在“许褚裸衣斗马超”这回书中,描写许褚“卸了盔甲,浑身筋突,赤体提刀,翻身上马,来与马超决战。”果然威风得紧。但不知他记不记得许褚这场狠斗,结果是“操兵大乱,许褚背中两箭”?有趣的是,小说的评注者评道:“谁叫汝赤膊?”

明清两军列阵交锋之时,突然天昏地暗,数尺之外就甚么也瞧不见了。杜松又犯了一个大错误,下令众军点起火把。这一来,明军在光而清军在暗,明军照亮了自身,成为清兵的箭靶子。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作主力猛攻,他儿子代善和皇太极各统一旗在右翼侧攻。结果杜松的遭遇比许褚惨得多,身中十八箭而死,当真是“谁叫汝赤膊?”总兵官阵亡,明军大乱,六万兵全军覆没。

努尔哈赤采取了“集中主力,各个击破”的正确战略,一个战役、一个战役的分开来打。明军北路总兵官马林、东路总兵官刘絍都大败阵亡,朝鲜都元帅率众降清。

刘絍是当时明朝第一大骁将,打过缅甸、倭寇,曾率兵援助朝鲜对抗日本入侵,大小数百战,威名震海内。他所用的镔铁刀重一百二十斤,马上轮转如飞,天下称为“刘大刀”。他的大刀比关羽的八十一斤青龙偃月刀还重了三十九斤。据说他能单手举起一张摆满了酒菜碗筷的柏木八仙桌,在大厅中绕行三圈。连杜松、刘絍这样的骁将都被清兵打死,明军将士心理上受到的打击自然沉重之极,提到满清“辫子兵”时不免谈虎色变。

这场大战是明清两朝兴亡的大关键,而胜败的关键在于:第一、明方的主帅杨镐是文官,完全不懂军事。第二、明朝政事腐败已达极点,连带的军政也废弛不堪,军队久无训练,完全没有必要的军事准备①。

杨镐全军覆没,朝廷派熊廷弼去守辽东。

万历四十六年七月,熊廷弼刚出山海关,铁岭已经失陷,沈阳及附近诸城堡的军民纷纷逃窜。熊廷弼兼程进入辽阳。经过神宗数十年来的百事不理,军队纪律荡然,士无斗志,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,以避免出战,只要听到敌军来攻,满营兵卒就一哄而散。熊廷弼面临的局面实在困难已极②。军饷本已十分微薄,但皇帝还是拚命拖欠,不肯发饷③。

神宗见边关上追饷越迫越急,知道挨不下去了,可是始终不肯掏自己腰包,结果想出了一个对策:再加田赋百分之二。连同以前两次,已共加百分之九,然而向百姓多征的田赋,未必就拿来发军饷,皇帝的基本兴趣是将银子藏之于内库。

边界上的警报不断传来,群臣日日请求皇帝临朝,会商战守方略。皇帝总是派太监出来传谕:“皇上有病。”吏部尚书赵焕实在忍不住了,上奏章说:“将来敌人铁骑来到北京城外,陛下也能在深宫中推说有病,就此令敌人退兵吗?”④神宗看了这道讽刺辛辣、实已近乎谩骂的奏章,只是心中怀恨,却说甚么也不肯召开一次国防会议。

神宗搜括的银锭堆积在内库,年深月久,大起氧化作用,有的黑得像漆,有的脆腐如泥土⑤,就是不肯拿出来用。但他终于死了,千千万万的银两,一两也带不去⑥。

神宗,神宗,真是“神”得很,神经得很!

①崇祯时任大学士的徐光启在《庖言》中说:满洲人旧都北门,居住的大都是铁匠,延袤数里。在当时那便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兵工厂组合了。因此满洲兵的盔甲精良,头盔、面具、护臂、护手,都是精铁所制,马匹的要害处也有精铁护具。但明兵盔甲却十分简陋,除了胸背有甲之外,其余部分全无保护。满洲兵冲到近处,专射明兵的脸及胁,中箭必死。又据当时明人程令名说,努尔哈赤所居的都城“北门外则铁匠居之,专治铠甲;南门外则弓人、箭人居之,专造弧矢。”

②熊廷弼于八月二十九日上书朝廷,陈述辽东明军情况:“残兵……身无片甲,手无寸械,随营糜饷,装死扮活,不肯出战……点册有名,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;领饷有名,及闻警告而又去其半……将领皆屡次征战存剩、及新败久废之人,一闻警报,无不心惊胆丧者……见在马一万余匹,多半瘦损,率由军士故意断绝草料,设法致死,备充步兵,以免出战,甚有无故用刀刺死者。……坚甲利刃,长枪火器,丧失俱尽。今军士所持弓皆断背断弦,所持箭皆无羽无镞,刀皆缺钝,枪皆顽秃。甚有全无一物而借他人以应点者。又皆空头赤体,无一盔甲遮蔽。……闻风而逃,望阵而逃,惧战而逃。顷闻北关信息,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。如逃止一二营或数十百人,臣犹可以重法绳之。今五六万人,人人要逃。虽有孙吴军令,亦难禁止。”

③万历四十八年三月,熊廷弼上奏:“四十七年十二(疑为“一”字)月赴户部,领饷二十万两,十二月领饷十万两,四十八年正月领饷十五万两,俱无发给……岂军到今日尚不饿,马到今日尚不瘦不死,而边事到今日尚下急耶?军兵无粮,如何不卖袄裤杂物?如何不夺民间粮窖?如何不夺马料养自己性命,马匹如何不瘦不死?而户部犹漠然不一动念。”他说户部犹漠然不一动念,是客气的说法,漠然不动一念的,当然是皇帝自己。

④“他日蓟门蹂躏,铁骑临郊,陛下能高拱深宫,称疾却之乎?”

⑤户科给事中官应震言:“内库十万两内五万九千两,或黑如漆,或脆如土,盖为不用朽蠹之象。”

⑥大陆考古工作者发掘帝皇坟墓,偏偏拣中了神宗的“定陵”,改建为博物馆,称为“地下宫殿”。

神宗死后,儿子光宗只做了一个月皇帝就因误服药物而死。光宗的儿子朱由校接位,历史上称为熹宗,年号天启。

光宗做皇帝的时间极短,留下的麻烦却极大,明末三大案梃击、红丸、移宫,都和他的皇位及生死有关。众大臣分成两派,纷争不已。纷争牵涉到旁的一切事情上,只要是对方一派之人所做的事,不论是对是错,总是拿来激烈攻击一番。

熹宗接位时虚岁十六岁,其实不满十五岁,还是个小孩子,他对乳母客氏很依恋。这个客氏很喜欢弄权,在宫里和太监魏忠贤有点古怪的性关系。宫里太监和宫女很多,为了寂寞而互相安慰,大家私下恋爱,然而太监是阉割了性机能的阴阳人,所以这既不是异性恋爱,又不是同性恋,当时称为“对食”,意思说不能同床,只不过相对吃饭,互慰孤寂而已。魏忠贤做了客氏的对食,渐渐掌握了大权。

熹宗是个天生的木匠,最喜欢做的事,莫过于锯木、刨木、油漆而做木工,手艺高明得很。魏忠贤总是乘他做木工做得全神贯注之时,拿重要奏章去请他批阅。熹宗怎肯放下心爱的木工不理?把手一挥,说道:“别来打扰,你瞧着办去吧。”于是魏忠贤就去瞧着办了,越来越无法无天。

朝里自有一批谄谀无耻之徒去奉承他,到后来,魏忠贤成了实际上的皇帝。熹宗是“万岁”,有些官员见了魏忠贤叫“九千岁”,表示他只比皇帝差了一点儿。到后来,个人崇拜更是大张旗鼓,搞得如火如荼,全国各地为魏忠贤建生祠。本来,人死了才入祠堂,可是他“九千岁”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就起祠堂,祠中的神像用真金装身,派武官守祠,百官进祠要对他神像跪拜,那是货真价实的个人崇拜。

魏忠贤本来是个无赖流氓,年轻时和人赌钱,大输特输,欠了赌帐还不出,给人侮辱追讨,实在吃不消了,愤而自己阉割,进宫做了太监。他不识字,但记性很好,是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赌棍。当世第一大国的军政大权却落在这样的人手里。

熊廷弼在辽东练兵守城,招抚难民,整肃军纪,修治器械,把局面稳定下来。他所接手的那个烂摊子,给他整顿得有些像样了。满清见对方有了准备,就不敢贸然来攻。但朝里敌对一派的大臣却来跟他过不去,不断上奏章攻击,说他胆小,不敢出战;说他无能,不能尽复失地。于是朝廷革了熊廷弼的职,听候查办,改用袁应泰做统帅。

袁应泰是第一流的水利工程人才,一生修堤治水,救济灾民,大有功劳。他性格宽仁,办事勤勉,打仗却完全不会。满清努尔哈赤得知熊廷弼去职,大喜过望,便领兵来攻。袁应泰率军应战,七万兵大溃。清兵占领沈阳,又击破了明军的两路援军,再攻辽阳。明兵又大败,满兵取得军事要塞辽阳。

军事局势糟糕之极,朝廷束手无策,只好再去请熊廷弼出来,惩罚了一批上次攻击他的官员,算是给他平气。可是兵部尚书张鹤鸣和熊廷弼意见不合,只喜欢马屁大王巡抚王化贞,嘱咐王化贞不必服从熊廷弼指挥。

王化贞向朝廷吹牛,只须六万兵就可将满清一举荡平。朝廷居然信了他的。熊廷弼极力认为准备不足,不可进攻。兵部尚书却一味袒护王化贞。于是王化贞领兵十四万出战,一交锋全军溃没。清兵攻占坚城广宁。总算熊廷弼领了五千兵殿后,保护难民和败兵数十万退入山海关。朝廷不分青红皂白,将王化贞和熊廷弼一起逮捕。张鹤鸣免职。

到这时为止,明清交锋,已打了三场大仗。每一仗明军都是大败。

明兵的战斗力固然不及清兵,但也不是不能打,不肯打。每一个大战役,总兵官都阵亡,副将、参将也大都阵亡。明兵人数都超过清兵数倍,武器更先进得多,有火器。三个大战役的失败,主因都是在于军队没有准备、缺乏训练,以及主帅战略不当,指挥错误。军务废弛,士气低落,当然也是由于统帅失责。

以中国之大,为甚么经常缺乏有才能的统帅?根本症结是在明朝一个绝对荒谬的制度:由文官指挥战役。

这个制度的根源,在于皇帝不信任武官。明朝皇帝不信任武将,怕他们手里有了武力,就会抢夺皇帝的宝座,先是派文官去军中监视,后来索性叫文官做总指挥,到后来连文官也不信任了,于是再加派太监作监军。太监既是皇帝的心腹亲信,另有一样好处,太监没有儿子,篡位的可能性就很小。做了皇帝而不能传于子孙,做皇帝的兴趣就大打折扣了。

明朝御史的权力很大,有权监察各行政部门。大学士代皇帝拟的圣旨、六部尚书所下的决定,御史都可放言批评,而且批评经常发生效力。皇帝派去监察武将的“总督”、“巡抚”,后来就变成了总司令、总指挥。

但要做到御史,通常非中进士不可。要中进士,必须读熟四书五经,书法漂亮,会做起承转合的八股文。明朝读书人如何废寝忘食的学八股文、考进士,读一下《儒林外史》就很清楚了。明朝派去带兵、指挥大军,和清军猛将锐卒对抗的,却都是这批熟读诗云子曰、八股文做得很好的进士。

明末抗清有三个名将,功勋卓著:熊廷弼是万历二十五年的解元(唐伯虎一类身分),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。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第二名(榜眼)。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。他们三个是文官,幸亏碰巧有用兵的才能。本来明末皇帝的运气不坏,做八股文考中进士的文人之中居然出现了三个军事专家。然而文官会带兵,那就是危险人物。明朝皇帝罢斥了其中一个,杀死了另外两个。

别的奉命统兵抗清的八股文专家们可就没有军事才能了。杨镐,万历八年进士,指挥大军,全军覆没。袁应泰,万历二十三年进士,指挥大军,全军覆没。王化贞,万历四十一年进士,指挥大军,全军覆没。

袁崇焕是在这样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背景之下,去应付辽东艰巨的局面。当然,更艰巨的,是应付北京朝廷中的局面。

背后是昏愦胡涂的皇帝、屈杀忠良的权奸、嫉功妒能的言官;手下是一批饥饿羸弱的兵卒和马匹,将官不全,兵器残缺,领不到粮,领不到饷,所面对的敌人,却是自成吉思汗以来,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天才努尔哈赤。这个用兵如神的统帅,传下了严密的军事制度和纪律,使得他手下那批战士,此后两百年间在全世界所向无敌。铁骑奔驰于北埵大漠,南疆高原,的的确确是威行绝域,震慑四邻。

努尔哈赤以祖宗遗下的十三副甲胄起家,带领了数百名族人东征西讨,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大帝国(元朝的蒙古帝国横跨欧亚,不能说中华帝国的领土竟有这么大。蒙古大帝国的中国部分,远比清朝的疆域为小)。清朝的疆域比汉朝、唐朝全盛时代都大得多,宋明两朝更不能与之相比。当时外蒙古、朝鲜、越南、琉球、今日苏联东部的大片土地都是中国的领土或属地。清朝全盛时期的领土,比现在的中国大得多了。

满洲战士后来打败了俄罗斯帝国的骑兵,打败了尼泊尔的啹喀兵,打败了蒙古兵,打败了朝鲜兵,打败了越南兵,间接打败荷兰兵(郑成功先打败荷兰兵,攻占台湾,满洲兵再打败郑成功的孙子),在十七世纪、十八世纪的两百年中,无敌于天下。

至于当时和明帝国交战,已接连三次杀得明军全军覆没,每一个战役都是以少胜多。努尔哈赤兴兵以来,迄此时为止,百战百胜,从未吃过一个败仗。

努尔哈赤幼时在明朝大将李成梁家中为奴,识得汉语汉文,喜读《三国演义》与《水浒传》。他的智略一部分是天生,一部分当是从这两部小说中得来的。

努尔哈赤自己固然智勇双全,他还有一大批精明骁勇的子侄①,剽悍凶猛的将领,部勒严整的战士。

当时有一句谚语说:“女真不满万,满万不可敌。”因为女真人熟习弓马,强悍善战,汉人向来不是他们的敌手。这时女真精兵八旗,每旗七千五百人,已有六万之众了。

袁崇焕所面对的是这样了不起的大敌,而他却是个书生。他会做诗,字写得很好,文章有气势②,既然中了进士,八股文当然也做得不错,诗云子曰背得很熟。相信他不会射箭,宁远第二次大战时,他自称只是在城头大声呐喊③。

努尔哈赤与袁崇焕正面交锋之时,满清的兵势正处于巅峰状态,而明朝的政治与军事也正处于腐败绝顶的状态。

以这样一个文弱书生,在这样不利的局面之下,而去和一个纵横无敌的大英雄对抗,居然把努尔哈赤打死了,打三场大战,胜了三场,袁崇焕的英雄气概,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都是十分罕有的。

①努尔哈赤有十六个儿子,个个是有名的勇将。两个侄儿阿敏与济尔哈朗也十分厉害。

②康有为《袁督师遗集序》盛称其文字雄奇:“夫袁督师之雄才大略,忠烈武棱,古今寡比。其遗文虽寥落,而奋扬蹈厉,鹤立虹布,犹想见鲁阳挥戈、崆峒倚剑之神采焉。”

③《明史》说熊廷弼左右手都会射箭,但没有提到袁崇焕会武。

袁崇焕,广东东莞人,祖上原籍广西梧州藤县。生于哪一年无法查考。

他为人慷慨,富于胆略,喜欢和人谈论军事,遇到年老退伍的军官士卒,总是向他们请问边疆上的军事情况,在年轻时候就有志于去办理边疆事务①。

他少年时便以“豪士”自许②,喜欢旅行。他中了举人后再考进士,多次落第,每次上北京应试,总是乘机游历,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③。最喜欢和好朋友通宵不睡的谈天说地,谈话的内容往往涉及兵戈战阵之事④。

明朝制度,每三年考一次进士,会试在二月初九开始,十五结束。三月初一廷试。袁崇焕于万历四十七年在北京参加廷试而中进士。杨镐于该年二月誓师辽阳,三月间四路丧师。新中进士和大战溃败这两件事在同一个时候发生,袁崇焕这个向来关心边防的新进士一喜一忧,心情一定很复杂。他那时在京城,当然听到不少辽东战事的消息。

他中进士后,被分派到福建邵武去做知县。

天启二年,他到北京来报告职务。他平日是很喜欢高谈阔论的,大概在北京和友人谈话时,发表了一些对辽东军事的见解,很是中肯,引起了御史侯恂(才子侯方域的父亲)的注意,便向朝廷保荐他有军事才能,于是获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(自正七品的知县升为正六品的主事)。不做地方官了,被派到中央政府的国防部去办事。

明朝官制,兵部(国防部)尚书(部长)一人,左右侍郎(副部长)各一人,下面分设四个司:武选(武官人事)、职方(军政、军令)、车驾(警备、通讯、马匹)、武库(后勤、训练)。职方司等于现代的总参谋部,职方司有郎中一人、员外郎一人、主事二人。主事大概相当于总参谋部中的文职中校副处长。

袁崇焕任兵部主事不久,王化贞大军在广宁覆没,满朝惊惶失措。

清兵势如破竹,锐不可当,自万历四十六年到那时,四年多的时间内,覆没了明军数十万,攻占抚顺、开原、铁岭、沈阳、辽阳,直逼山海关。明军打一仗,败一仗,山海关是不是守得住,谁都不敢说。山海关一失,清兵就长驱而到北京了。

于是北京宣布戒严,进入紧急状态。

可是关外的局势到底怎样,传到北京的说法多得很,局势越是不利,谣言越多,这是人类社会的通例。谣言满天飞,谁也无法辨别真假。就在这京师中人心惶惶的时候,袁崇焕骑了一匹马,孤身一人出关去考察。兵部中忽然不见了袁主事,大家十分惊讶,家人也不知他到了哪里。不久他回到北京,向上司详细报告关上形势,宣称:“只要给我兵马粮饷,我一人足可守得住山海关。”

这件事充分表现了他行事任性,很有胆识,敢作敢为而脚踏实地,但狂气也是十足。若在平时,他上司多半要斥责他擅离职守,罢他的官,但这时朝廷正在忧急彷徨之际,听他说得头头是道,便升他为兵备佥事,那是都察院的官,大概相当于现代文职的上校政治主任之类,派他去助守山海关。袁崇焕终于得到了他梦想已久的机会,雄心勃勃的到国防前线去效力。

他的豪语一定使朝中大官们印象十分深刻,所以得到朝廷的支持,从他家乡招募了一批兵员去⑤。当时守山海关的主要是新到的浙江兵。另有三千名广东水兵,在袁崇焕之后到达。袁崇焕认为广东步兵勇捷善战,推荐他叔父袁玉佩负责招募三千名,其中包括袁崇焕平生所结纳的死士谢尚政、洪安澜等人。他又认为广西狼兵雄于天下,冲锋陷阵,恬不畏死,申请于田州、泗城州、龙英州各调二千名,由他至戚慷慨知名、且善武艺的林翔凤带领。朝廷一一批准⑥。

他到山海关后,作为辽东经略(东北军区总司令)王在晋的下属,初时在关内办事。王在晋见他任事干练,很是倚重,派他出关到前屯卫去收抚流离失所的难民。袁崇焕奉命之后,当夜出发,在荆棘虎豹之中夜行,四更天时到达。前屯城中将士无不佩服。袁崇焕本是书生,这一来,兵将都服了他了。

王在晋奏请正式任他为宁前兵备佥事。袁崇焕本来是没有专责的散官,现在有了驻地,相当于宁远、前屯卫二城的城防司令部政治委员,身当山海关外抗御清兵的第一道防线。宁远在最前线,前屯卫稍后。不过他虽负责防守宁远、前屯卫,第一线的宁远却没有城墙,没有防御工事,根本无城可守。他只得驻守在前屯卫。

至于明军一切守御设施,都集中在山海关。山海关是“天下第一关”,防守京师的第一大要塞,然而它没有外围阵地。清兵若是来攻,立刻就冲到关门之前。

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立刻会看出来,单是守御山海关,未免太过危险,没有丝毫退步的余地。只要一仗打败,这个大要塞就失守,敌军便攻到北京。所以在战略形势上,必须将防线向北移,越是推向北方,山海关越安全,北京也越安全。

袁崇焕一再向上司提出这个关键问题。王在晋是万历二十年进士,江苏太仓人的文弱书生,根本不懂军事,眼光短浅,胆子又小,听袁崇焕说要在关外守关,想想道理倒也是对的,便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筑城守御。他一定想,离山海关太远,逃不回来,那怎么得了?袁崇焕认为只守八里的土地没有用,外围阵地太窄,起不了屏障山海关的作用,和王在晋争论,王不采纳他的意见。于是袁崇焕去向首辅叶向高申请,叶也不理。

袁崇焕的主张虽然正确,然而和顶头上司争论了一场之后,意见不蒙采纳,竟径自去向最高行政首长投诉。越级呈报是官场大忌,他做官的方式却大大不对了。这又是他蛮劲的表现之一。

这时宁远之北的十三山有败卒难民十余万人,给清兵困住了不能出来。朝廷叫大学士孙承宗设法解救。袁崇焕申请由自己带兵五千进驻宁远作声援。另派骁将到十三山去救回溃散了的部队和难民。王在晋觉得这个军事行动太冒险,不加采纳。结果十余万败卒难民都被清兵俘虏,只有六千人逃回。

满清这时在经济上实行奴隶制度,女真人当兵打仗,以抢劫财物为主要工作,认为男子汉耕田种地是耻辱,所以俘虏了汉人和朝鲜人来耕种。汉人、朝鲜人的奴隶是可以买卖的,当时价格是每个精壮汉人约为十八两银子,或换耕牛一头⑦。十三山的十多万汉人被俘虏了去,都成为奴隶,固然受苦不堪,同时更大大增加了满清的经济力量。

那时袁崇焕仍是极力主张筑城宁远。朝廷中的大臣都反对,认为宁远太远,守不住。大学士孙承宗是个有见识之人,亲自出关巡视,了解具体情况,接受了袁崇焕的看法。

不久孙承宗代王在晋作辽东主帅。天启二年九月,孙承宗派袁崇焕与副将满桂带兵驻守宁远,这是袁崇焕领军的开始。

满桂是蒙古人,骁勇善战。从那时起,他和袁崇焕的命运就永远结合在一起,再也分不开了。一个蒙古武将,一个广东统帅,都是十分刚硬、十分倔强的脾气。两人一起经历了多次生死患难,也有过不知多少次激烈的争吵。一直到死,两人仍是在争吵。但在两人的内心,却又一定是互相钦佩。那既是英雄重英雄的心情,又知道在抗拒清兵大敌之时,非仰仗对方的力量不可。高明的组织才能和正确的战略决策是必要的,亲临前敌、殊死决战的刚勇也是必要的。

宁远在山海关外二百余里,只守八里和守到二百多里以外,战略形势当然大有区别。

宁远现在叫作兴城,有铁路经过,是锦州与山海关之间的中间站。地滨连山湾,与葫芦岛相距甚近。我真盼望将来总有一日能到兴城去住几天,好好的看看这个地方。

天启三年九月,袁崇焕到达宁远。

本来,孙承宗已派游击祖大寿在宁远筑城,但祖大寿料想明军一定守不住的,只筑了十分之一,敷衍了事。

袁崇焕到后,当即大张旗鼓、雷厉风行的进行筑城,立了规格:城墙高三丈二尺,城雉再高六尺,城墙墙址广三丈,派祖大寿等督工。袁崇焕与将士同甘共苦,善待百姓,当他们是家人父兄一般,所以筑城时人人尽力。次年完工,城高墙厚,成为关外的重镇。这座城墙是袁崇焕一生功业的基础。这座城墙把满清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二十一年之久,如果不是吴三桂把清兵引进关来,不知道还要阻挡多少年。

关外终于有了一个安全的地方。这些年来,辽东辽西的汉人流离失所,若是给满洲人掳去,便成了奴隶,于是关外的汉人纷纷涌到,远近视为乐土,人口大增。宁远城一筑成,明朝的国防前线向北推移了二百余里。

袁崇焕同时开始整饬军纪,他发现一名校官虚报兵额,吞没粮饷,蛮子脾气发作,当即将他杀了。但按照规定,他是无权擅自处斩军官的。孙承宗大怒,骂他越权。袁崇焕叩头谢罪。孙承宗也就算了。他后来擅杀毛文龙,在这时可说已伏下了因子。

孙承宗也是个积极进取型的人物,这时向朝廷请饷二十四万两,准备对清军发动进攻。孙承宗是教天启皇帝读书的老师,天启对老师很不错,立刻就批准了。但兵部尚书与工部尚书互相商议说:“军饷一足,此人就要妄动了。”所以决定不让他“饷足”,采取公文旅行的拖延办法,使孙承宗的战略无法进行。孙承宗于是进行屯田政策,由军士自耕自食,却也得到很大的成效。

天启四年,袁崇焕与大将马世龙、王世钦等率领一万二千名骑兵步兵东巡广宁。广宁即今北镇县,在锦州之北,离满清重镇沈阳已不远了。袁崇焕还没有和清兵交过手,这次已含有主动挑战的意味。但清兵没有应战。袁崇焕一军经大凌河的出口十三山,从海道还宁远。这时清兵已退出十三山。

袁崇焕这次陆海出巡,写了一首诗,题目是《偕诸将游海岛》,不说“率诸将”而说“偕诸将”,不说“巡海岛”而说“游海岛”,颇有儒将的雅量高致。诗中很清楚的抒写了他的心情:是战是守的方略苦受朝廷牵制,不能自由,见到大好河山,更加深了忧愁。对荣华富贵我早已看得极淡,满腔忠愤,却只怕别人要说是杞人忧天。外敌的侵犯最后总是能平定的,但朝廷中争权夺利的斗争却实是大患,不知几时方能停止?看到天上浮云,冷清清的月亮,又想到我父亲逝世,伤心得肠也要断了⑧。

短短三四年之间,从京师戒严到东巡广宁,军事从守势转为攻势,这主要是孙承宗主持之功,而袁崇焕也贡献了很多方略。

孙承宗很赏识他,尽力加以提拔。袁崇焕因功升为兵备副使,再升右参政。孙承宗对他言听计从,委任甚专。

天启五年夏,一切准备就绪,孙承宗根据袁崇焕的策划,派遣诸将分屯锦州、松山、杏山、右屯、大凌河、小凌河诸要塞,又向北推进了二百里,几乎完全收复了辽河以西的旧地,这时宁远又变成内地了。

清兵见敌人稳扎稳打,步步为营的推进,四年之中也不敢来犯。然而进攻的准备工作却做得十分积极,努尔哈赤将京城从太子河右岸的东京城移到了沈阳,以便于南下攻明、西取蒙古,保持充分的出击姿态。

孙承宗有才识,有担当,有气魄,袁崇焕对他既钦佩,又有知遇的感激,这样的上司是极难遇到的。眼见他和孙承宗的共同计划正在一步步的实现,按部就班的收复失地,这几年袁崇焕一定过得十分快乐。他和手下将领满桂、左辅、朱梅、祖大寿、何可纲、赵率教、孙祖寿等人的战斗友谊,也在这些日子中不断加深。

可是好景不常,时局渐渐变坏。天启皇帝熹宗越来越喜欢做木工。魏忠贤的权力越来越大,尽量发挥他地痞流氓性格中的无赖、无知、无耻、以及无法无天。

天启五年,魏忠贤大举屠戮朝廷里的正人君子,将弹劾他二十四条大罪的杨涟下狱。同时下狱的有左光斗、魏大中、袁化中等大臣,所诬陷的罪名是贪污。百姓大愤,数万士民在北京街道上呼叫大哭。魏忠贤不敢正式审讯,命狱卒在监狱中打死了这些大臣。杨涟死得最惨,土囊压身,铁钉贯耳。

不久,魏忠贤又杀熊廷弼。

熊廷弼在辽东立有大功,蒙冤入狱,百姓都很同情他。民间流传一部绣像演义小说《辽东传》,描写熊廷弼守辽东的英勇事迹。魏忠贤的徒党中有一个名叫冯铨的,他父亲当年在辽东作布政的官,清兵未到,先就鼠窜南逃。《辽东传》第四十八回有“冯布政父子奔逃”一节,描写冯铨父子弃职而逃的狼狈丑态,可说是当时的“新闻体小说”。

冯铨对这事深为怀恨,又要讨好魏忠贤,于是买了一部《辽东传》放在衣袖里,见到熹宗后,把小说拿出来,诬告说:“这部演义小说是熊廷弼作的,他吹嘘自己的功劳,想要免罪。”熹宗信以为真,登时大怒。大概他看到小说中的绣像将熊廷弼画得威风凛凛,而文字中或许对皇帝还颇有讽刺,于是即刻下旨将熊廷弼斩首,还将他的首级送到各处边界上去给守军观看,那就叫做“传首九边”,说他犯了不战的大罪。然而真正应当负责的王化贞反而不杀。

文字狱也开始发展。江苏太仓的两个文人作诗哀悼熊廷弼,都被加以“诽谤”罪名而处斩。

魏忠贤喜欢文官武将送他贿赂,越多越好。孙承宗带兵十多万,粮饷很多,应当大量克扣下来转奉给他“九千岁”才是。孙承宗不肯这样办,魏忠贤自然不喜欢,于是派了个吹牛拍马的小人高第去代孙承宗作辽东经略。高第一到任,立刻就说关外之地不可守,要撤去关外各城的守御,将部队全部撤入山海关。

这战略之胡涂,真是不可理喻。那时清兵又没有来攻,完全没有撤兵逃命的必要。大概他是怕一旦来攻,非败不可,还是先行撤兵比较安全。

袁崇焕当然极力反对,对高第说:“兵法有进无退。诸城既已收复,怎可随便撤退?锦州、右屯卫一动摇,宁前就震惊,山海关也失了保障。这些外卫城池只要派良将守御,一定不会有危险的。”高第不听,下令宁远、前屯卫也撤兵。

袁崇焕倔强得很,抗命不听,说道:“我做的是宁前道的官,守土有责,与城共存亡,决计不撤。”

高第是胆小的书生,袁崇焕虽是他部属,但见他蛮劲发作,声色俱厉的不服从命令,也就不敢对他怎样,只是下令将锦州、右屯、大小凌河、松山、杏山的守兵都撤去了,放弃了粮食十余万石。撤退毫无秩序,军民死亡载道,哭声震野,百姓和将士都是气愤难当。

袁崇焕的父亲早一年死了,按照规矩,儿子必须回家守丧。当时朝廷以军事紧急,下旨不许他回家,命他在职守制,称为“夺情”。这时袁崇焕大怒,上奏章要回家守制。朝廷不准,为了慰抚他,升他为按察使。但这样一来,数年辛辛苦苦的经营毁于一朝。虽然升官,也决不会开心。

可以想象得到,袁崇焕在这段时期中,“×他妈”的广东三字经不知骂了几千百句。他是进士,然而以他的性格而遇上这种事情,不骂三字经何以泄心中之愤?或许高第不敢见他的面,否则被他饱以老拳、殴打上司的事都可能发生。

高第,字登之,万历十七年进士。他考试果然“高第登之”,但做大军统帅,却是“要地弃之”。

军事上这样荒谬的决策,大概只有当代南越阮文绍主动放弃顺化、岘港,弃军四十万,因而引致南越全面溃败一事,可以与之“媲美”。

①关于袁崇焕的事迹,如未注明出处,主要系依据《明史·袁崇焕传》所载。

②袁崇焕考举人时,有“秋闱赏月”诗,有句:“竹叶喜添豪士志,桂花香插少年头。”

③袁崇焕《募修罗浮诸名胜疏》:“余生平有山水之癖,即一丘一壑,俱低徊不忍去。故十四公车,强半在外,足迹几遍宇内。”《下第》诗有云:“遇主人宁易,逢时我独难。八千怜客路,三十尚儒冠。”从东莞到北京,约八千里。

④他到浙江嵊县游览时,与好友秦六郎中宵长谈,有《话别秦六郎》诗:“海鳄波鲸夜不啾,故人谈剑剡溪头。言深夜半犹疑昼,酒冷凉生始觉秋。水国芙蓉低睡月,江湄杨柳软维舟。自怜作赋非王粲,戛玉鸣金有少游。”

⑤袁崇焕在《天启二年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》中提出招募兵员的要求,宣称:“他日战之不力,即斩臣于行军之前,以为轻事者戒。”最后说:“如听臣之言,行臣之忠,臣必效力以舒人神之愤。不但巩固山海,即已失之封疆,行将复之。谋定而战,臣有微长也。”他上任后的第一道奏章,便提出了“谋定而战”的四字要诀,同时也自豪而自信的说:“臣有微长也。”

⑥招募和调集三千名广东兵、六千名广西兵,一共大约花了二十万两银子。据袁崇焕所申请的预算,广东兵要安家、行粮、衣甲、器械等费,每人二十余两。广西狼兵本来就是兵,所以不发安家、兵甲费用,只需从广西到关外的行粮每人六两银子。

⑦详见王钟翰《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》、《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》。

⑧原诗是:“战守逶迤不自由,偏因胜地重深愁。荣华我已知庄梦,忠愤人将谓杞忧。边衅久开终是定,室戈方操几时休?片云孤月应肠断,桩树凋零又一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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