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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崇焕评传2

小说:修订版《碧血剑》    作者:金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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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清看出了明朝的虚实,知道高经略无用,袁崇焕无人支持,于天启六年正月大举渡辽河攻宁远,兵十三万(在这几年中,清军的实力已扩充了一倍),号称二十万。二十三日攻抵宁远。

大敌终于攻来了。

朝廷荒唐,主帅荒谬,援军是一定不会有的。那怎么办?弃城而退是服从主帅命令;守城罢,宁远一城孤军,怎能挡满清的倾国之师?

在这紧急关头,袁崇焕奋发了英雄之气,决意抗敌。

他和大将满桂、副将左辅、朱梅,参将祖大寿、何可纲等,集将士誓死守城。袁崇焕刺出自己鲜血,写成文告,让将士传阅,更向士卒下拜,激以忠义。全军上下在他的激励下人人热血沸腾,决心死战。

他又下令前屯守将赵率教、山海关守将杨麒,凡是宁远有兵将逃回来,一概抓住斩首。山海关有他的上司辽东经略高第镇守,袁崇焕的职权本来只能管到宁远和前屯,山海关总兵杨麒他是管不着的。但这时还管他甚么上司不上司,职权不职权,“×他妈,顶硬上,几大就几大!”(淞沪之战时,十九路军广东兵守上海,抗御日军侵略,当时“×他妈,顶硬上”的广东三字经,在江南一带赢得了人民的热烈崇敬。因为大家都说:广东兵一骂“×他妈!”就挺枪冲锋,向日军杀去了。)

他母亲和妻子这时也在辽西,大概住在山海关或前屯卫后方。他将母亲和妻子都搬到宁远城中来住。全家和宁远共存亡的决心,表现得再清楚也没有了①。

二十四日,清兵到达城下。袁崇焕初次见到“辫子兵”的威猛。

清兵都有辫子,在那时,汉人只要听到“辫子兵”三字,不由自主的就胆战心惊,直到十余年后仍是如此。李自成部下都是身经百战的悍将健卒,席卷而东,攻破北京,在山海关前的一片石和吴三桂部大战时,丝毫不落下风。但清兵突然出现,李自成军中响起“辫子兵来了!辫子兵来了!”的惊呼,二十万大军就此全军大溃,一败涂地。李自成逃出北京,向西急窜,“大顺”朝终于覆灭。在那时候,“辫子兵”就是“无敌雄师”的代名词。

袁崇焕并不是比李自成更会打仗,他部下的兵将也并不更为勇猛。但他更加镇定,更加坚决,他没有个人的自私欲望,不像李自成那样想做皇帝。真所谓“无欲则刚”,所以他比李自成更刚强。

他是“×他妈,顶硬上”的英雄。

但他部下的兵将不是广东人,主要是辽河两岸的关外健儿,其他各省的都有。只因为主帅有“顶硬上”的英锐之气,部属也都跟着他“顶硬上”了。

这时宁远守兵约一万,而清兵有十三万。向来明清交战,总是明兵多而清兵少,这次却众寡易势,大军都在经略高第手中。高第全军据守山海关,果然并不派兵来救。

努尔哈赤先分遣部队绕过宁远,在城南五里处切断了通向山海关的大路,然后放几名俘虏来的汉人去宁远向袁崇焕传话:“我这次带了二十万大军来攻,宁远非破不可。守城官如投降,我一定大加优待,封为大官。”袁崇焕回答说:“你突然领兵来攻,那是甚么道理?锦州与宁远两城,你本来已经占领,又再放弃。我修筑好了来住,自然要死守,怎肯投降?你说有二十万兵,未免夸大。你真正的兵力大约是十三万,我倒也不以为来兵太少了。”②努尔哈赤于是大举攻城。

当时朝鲜使者带同翻译官韩瑗去北京朝见皇帝,刚到达宁远。袁崇焕很高兴的招待使节及其随从。朝鲜使节见守军甚是镇定,暗暗感到奇怪。袁崇焕和三数幕僚闲谈,及报清兵攻到,袁崇焕乘轿至战楼,又与韩瑗等谈古论今,泰然自若,全无忧色。过了不久,忽听得一声大炮,声动天地。韩瑗大惊,只吓得低下了头抬不起来。袁崇焕笑道:“贼兵来了!”打开城头敌楼的窗子,向外望去,只见清兵蔽野而来。城中却声息全无。

成千成万的辫子兵冲到了城边,突然之间,城头举起千千万万火把,矢石如雨般投下城去。战事越来越激烈,明军忽然从城头的每一个石堞间推出一个又长又大的木柜,这些大木柜一半在堞内,一半探出城外,大柜中伏有甲士,俯身射箭投石,投完了便将大本柜拉进来,再装矢石出去投掷。跟着地雷爆发,土石飞扬,无数清兵和马匹被震上半空③。

攻城清兵的先锋部队是铁甲军,每人身上都披两层铁甲,称为“铁头子”。清兵以坚车攻城,车顶以生牛皮蒙住,矢石不能伤。城内架起西洋大炮十一门,在城头轮流轰击,每一炮打出去,破坏杀伤及于数里④。

清兵奋勇迫近,推了铁裹车猛撞城墙,声音轰隆轰隆,势道惊人,撞击了很久,城墙撞破的地方很多。清兵再用像云梯那样的裹铁高车来撞击城墙高处。随后又把裹铁车推到城墙边,上面用木板遮住,以挡城头投下的矢石,车里藏了兵士,用铁锹挖掘城墙墙脚。清兵攻进了城墙下的死角,大炮已打他们不到。在这危急之时,守军想到了计策,抬了屋子前的长条大阶沿石从城上投下去。阶石十分沉重,铁车上的木板挡不住,压死了不少清兵。

攻城时候经历很久,城基被清兵挖成了一个个凹龛,清兵躲在城墙洞内向里挖掘,城上再投大石下去,就打不到了。这时宁远四周十余里的城墙墙脚已被挖得千孔百疮,眼看城破在即,满城百姓惊惶得很,都抱怨说:“袁爷为了他自己一人,害死了我们满城百姓。”

大家正在跋徨无策之时,通判金启宗(注:应为“倧”字)(浙江人)临时想出了几件新式武器,将火药撒在芦花褥子和被单上,纷纷投到城下去。他将这件新式武器取名为“万人敌”。当时是正月,气候酷寒,攻城清兵见到被褥,就都来抢夺,城上将火箭、硝磺等引火物投下去,“万人敌”立即燃烧,烧死了无数清兵。另有一种“万人敌”是将火药放在空心的大泥团中,外面围以木框,点燃了药引投下城去,泥团不断旋转喷火,烧死敌兵。那位通判在赶制“万人敌”之时,火药碰到火星,不幸被烧死了⑤。

这时城墙被撞垮了一丈多,袁崇焕不能再泰然自若了,亲自搬石来堵塞缺口,连受了两次伤。部将劝他保重。他厉声道:“宁远虽只区区一城,但与中国的存亡有关。宁远要是不守,数年之后,咱们的父母兄弟都成为鞑子的奴隶了。我若胆小怕死,就算侥幸保得一命,又有甚么乐趣?”撕下战袍来裹了左臂的伤口又战。将士在他的榜样之下,人人奋勇,终于堵上了缺口⑥。

二十五日清兵又猛攻,袁崇焕督将士死战。清太祖努尔哈赤也受了伤。血战三日,清兵损失惨重,终于不得不下令退兵。

此役杀死了清军中着锦衣的军官十余人,即满洲人称为“牛录额真”的。清兵退去后,守军将五十名敢死队用长绳缒到城下,拾到了十余万支箭。城墙上给清兵挖出的洞穴有七十余个。这时点查火药库,火药也用尽了,局面真是危险得很。

敌军解围而去之后,百姓感到安全了,满城大哭,纷纷去拜谢袁崇焕与满桂的救命之恩。为甚么要“满城大哭”?想来是既感激又惭愧,又是说不出的欣喜罢?

第二天早晨,清兵大队人马拥聚在城外大平原一边。袁崇焕派遣一名使者,备了礼物去送给努尔哈赤,对他说:“老将横行天下为时已久,今日败于小子之手,只怕是天意了。”努尔哈赤已受重伤,于是回送礼物及名马,约期再战。

所谓“约期再战”,只是掩饰面子的话。努尔哈赤不敢再攻宁远,转而去攻觉华岛泄愤。

袁崇焕招募来的两广子弟兵,在宁远之战中似乎并未发生如何重大的作用。据我猜想,极可能是袁崇焕派了广东水师守觉华岛。觉华岛现在叫做菊花岛,在宁远海外,当时是关外屯聚粮草的重地,因为关外军粮靠海运接济,在觉华岛起卸最方便。寒冬之际,海面结了厚冰,变成了陆地,广东兵所擅长的水战完全用不上,只得把车辆排起来当防御工事,在冰上和清兵打陆战,结果全军覆没,岛上十余万石粮食尽被焚毁。这几千名广东海军,大概多数在这一役中牺牲了⑦。

努尔哈赤对诸贝勒说:“我自二十五岁以来,战无不胜,攻无不克。为甚么单是宁远一城就打不下来?”心中十分恼怒。此后伤势一直未愈,七月间到清河温泉疗养,派人去召大福晋(正妃)来,同回沈阳,在离沈阳四十里处的叆鸡堡逝世,年六十八岁。

努尔哈赤一生只打了这一个大败仗。清人从此对袁崇焕十分敬畏⑧。

袁崇焕指挥这个战役很有儒将风度,坐轿子在城头敌楼中督战,打了胜仗之后,派使者送礼物给努尔哈赤,颇有《三国演义》中诸葛亮与周瑜羽扇纶巾、谈笑用兵的气派;也似南朝梁朝大将韦睿临阵时轻袍缓带,乘舆坐椅,手持竹如意指挥军队。韦睿身子瘦弱,但战无不胜,敌军畏之如虎,称为“韦虎”。不过到了当真危急之时,袁崇焕也不能再扮儒将了,只得以“蛮子”姿态来死拚。

①见李光涛《清入关前之真象》。但此节不见于其他记载,不知李先生有何根据。

②《清太祖实录》卷十。

③据日人稻叶君山《清朝全史》中所引述朝鲜使者当时在宁远城头的目睹记。

④据《胪天颂笔》。

⑤据计六奇《明季北略》中引宁远围城时在鼓楼前开店的一名花椒商人所述。

⑥据梁启超《袁崇焕传》。该传中叙述清兵败退后,“崇焕复开垒袭击,追北三十余里,清军大乱,死者逾万人。”与其他资料不符,今不取。

⑦袁崇焕《祭觉华岛阵亡兵将文》:“慨自战守乖方,屡失疆土,天子赫然震怒,调南北水陆舟师,谓尔乘船如马,遂调之来为进取也。据尔等间关远至,岂不欲灭此朝食,一航而金复归,再航而黄龙扫哉?奈未尽其用而敌即来。冱寒之月,冰结舟胶,窘尔之所长,乌得不及于难?说者谓谋之不臧。不臧固不臧矣,然排山倒海之势,以十八万而临数千之水卒,即臧可奈何?而尔等计无复之,愤然以死,略无芥蒂,视当年之弃曳倒奔者,加一等也。人之罪至死而免,人之品至死而定。今将略尔罪而嘉乃忠,请命于天子,谅为之恤,所以不没汝等者,良有在也。吁嗟,巨浪茫茫,空山寂寂,皆汝等忠灵之所栖荡也,望故乡以何日?即转劫而无期,苒苒游魂,何不相结为厉,歼仇泄愤?在生之志,借死以伸,则虽死之日,犹生之年也,尔其勉之。不腆之奠,涕与俱之。尚飨。”

《古今图书集成·职方典,广州府部·祠庙考》中,记载东莞县有一座敕建忠愍祠,“天启七年,奉敕建,为辽将死事阵策,在教场尾。”陈策不知怎样在辽西牺牲,相信他是袁崇焕从故乡带去的子弟兵之一。天启七年的冬天,袁崇焕已回东莞,这座忠愍祠很可能是他向朝廷申请,由皇帝下敕建造,以纪念他在关外殉国的旧部。

⑧清人所修的《明史·袁崇焕传》中说:“我大清举兵所向,无不摧破。诸将罔敢议战守。议战守自崇焕始。”

当朝中得到清兵大举来攻的讯息时,百官惊惶之极。兵部尚书王之光与廷臣商议,人人束手无策,以为这一次宁远一定要失了,不知山海关是否能保得住。后来得到捷报,朝野自然喜出望外,谢天谢地。

高第因不援宁远而免职,以王之臣代。袁崇焕升为右佥都御史。那是正四品的官。

三月,复设辽东巡抚,由袁崇焕升任。但魏忠贤见他地位重要了起来,开始对他提防,派了两名亲信太监刘应坤与纪用去宁远监军。皇帝派特务监视部队长官,是历代政治腐败时常常出现的情形。特务干预军事,后果一定极差,所以袁崇焕上疏反对,但抗议无效,特务太监非来不可。朝廷为了安抚他,加他一个兵部右侍郎(正三品,相当于国防部第二副部长)的头衔,并赏银币,子孙世袭锦衣千户。

在这时候,袁崇焕与大将满桂之间,发生了激烈冲突,冲突的原因在于另一个大将赵率教。

满桂和赵率教都是第一流的将领,但性格很不同①。满桂是蒙古人,非常的戆直,简直有些傻里傻气。赵率教却十分的机灵精乖,相信他一定很会讨好上司,所以每一个辽东统帅自袁应泰、王在晋、孙承宗、高第、以至袁崇焕,个个都很喜欢他(在《碧血剑》小说里,当袁承志周岁时送金项圈的就是他)。

满桂和他本来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当清兵大举来攻宁远时,赵率教在前屯卫镇守,派了一名都司、四名守备带兵来援。当时大敌压境,赵率教自己不来和上司及好朋友共赴患难,所派的援兵又到得很迟,满桂大大不高兴,不许援兵进城,后来因袁崇焕的命令才放他们进来。等到宁远解围,赵率教想分功。满桂不许,又骂他为甚么自己不来救援,太没有义气。两人为此大吵。大概满桂的态度十分粗鲁,蒙古三字经骂之不已,说不定还想出拳打人,袁崇焕便袒护赵率教。

冲突转移到了袁、满二人之间,或许满桂对上司不够尊敬,于是袁崇焕要求将满桂调走②。

朝廷群臣都知道满桂打仗的本事,但将帅不和总是不对,便依从了。可是经略王之臣极力认为满桂决不可去。朝廷召还满桂的命令已颁下了,于是听了王之臣的主张,再命满桂镇守山海关。袁崇焕坚决不接受。朝廷无法,只得将满桂调回北京,保留左都督原官,派在国防机构办事。

这件事情显然是袁崇焕的蛮子脾气发作,冲动起来,作出了违反理智的决定。由于王之臣袒护满桂,袁崇焕又去和王之臣吵闹。朝廷怕王之臣与袁崇焕不断冲突,坏了大事,于是将指挥权划分为二:关内的部队由辽东经略王之臣指挥,关外部队则由辽东巡抚袁崇焕指挥。经略的官比巡抚大,但这时袁崇焕已不属辽东经略管了。

袁崇焕毕竟是个光明磊落的大丈夫,冷静下来之后,知道是自己的不对,于是上奏请再用满桂。朝廷当然批准,派满桂兼统关内外兵马,赐尚方剑。王之臣和袁崇焕是文官,等于现在的政委;满桂是武将,是部队司令。武将受文官指挥。

幸亏袁崇焕不坚持错误,否则二次宁远大战,就不能得到满桂这样的大将来主持城防。

在这时候,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,提出守辽的基本战略,这道奏章有很大的重要性。其中主张:一、用辽人守辽土;二、屯田,以辽土养军队;三、以守为主,等待机会再出击。他最担心的事,是立了功劳之后,敌人必定要使反间计,散播谣言,而本国必定有人妒忌毁谤③。

他深知明军的战斗力不如清军,野战不利,只有用己之长,所以提出了战术的基本原则:“兵不利野战,只有凭坚城、用大炮一策。”

所统带的部队无力打野战,作为主帅,自然深感棘手。但训练一支善打野战的劲旅,非一朝一夕之功,那是无可奈何的;而对于势所必至的朝臣忌功中伤,更是无可奈何,只有盼望皇帝和大臣们能加以照顾了。

袁崇焕也不是一味的蛮干,有时也有他机灵的一面。他对魏忠贤派去监视他的两名特务太监敷衍得很好。当年冬天,他带同赵率教以及两名特务太监刘应坤、纪用,兴办防御工事及屯田,渐渐又再收复了高第所放弃的土地。

他在奏章中将这两名太监的功劳吹嘘了一番,所以魏忠贤和刘应坤、纪用三人都得到了封赏。刘、纪二人似乎也不是坏太监,并没有对袁崇焕掣肘阻挠,后来宁锦大战,刘应坤在宁远上城督战,纪用在锦州上城督战,都勇敢得很。大概二人为袁崇焕的忠勇所感召,也变得忠勇起来。可见也不是所有的太监都是坏人,主要还在领导者如何领导。

①《明史·满桂传》:“桂椎鲁甚,然忠勇绝伦,不好声色,与士卒同甘苦。”《明史·赵率教传》:“率教为将廉勇,待士有恩,勤身奉公,劳而不懈,与满桂并称良将。二人既殁,益无能办东事者。”

②袁崇焕奏章中说满桂“意气骄矜,谩骂僚属,恐坏封疆大计,乞移之别镇,以关外事权归率教。”

③《明史·袁崇焕传》引述他的奏章:“陛下以关内外分责二臣。用辽人守辽土,且守且战,且筑且屯。屯种所入,可渐减海运。大要坚壁清野以为体,乘间击瑕以为用。战虽不足,守则有余。守既有余,战无不足。顾勇猛图敌,敌必仇,奋迅立功,众必忌。任劳则必召怨,蒙罪始可有功。怨不深则劳不著,罪不大则功不成。谤书盈箧,毁言日至,自古已然,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。”

努尔哈赤死后,第八子皇太极接位。

皇太极的智谋武略,实是中国历代帝皇中不可多见的人物,本身的才干见识,不在刘邦、刘秀、李世民、朱元璋之下。中国历史家大概因他是满清皇帝,由于种族偏见,向来没有给他以应得的极高评价。其实以他的知人善任、豁达大度、高瞻远瞩、明断果决,自唐太宗以后,中国历朝帝皇没有几个能及得上①。

努尔哈赤是罕有的军事天才,这个老将终于死了,继承人是一个同样厉害的人物。皇太极的军事天才虽不及父亲,政治才能却犹有过之。袁崇焕所受到的压力一点也没有减轻。皇太极接位之时,满洲正遭逢极大的困难。努尔哈赤新死,满洲内部人心动荡。努尔哈赤遗命是四大贝勒同时执政,行的是集体领导制,皇太极的权位很不巩固。在经济上,因为与明朝开战,人参、貂皮等特产失去了传统市场。满洲当时在生产上是奴隶制,掳掠了大批汉人来农耕,生产力相当低。但军队大加扩充,这时已达十五万人,军需补给发生很大问题,偏偏又遇上严重的天灾,辽东发生饥荒②。如向关内侵略,却又打不破袁崇焕这一关。

在这时候,皇太极定下了正确的战略:侵略朝鲜。

朝鲜物产丰富而兵力薄弱,正是理想的掠夺对象。在外交上,朝鲜采取的是“事大(对明)交邻(对日本、满清)”政策。明清交战时,朝鲜出兵助明,又供给明军皮岛总兵官毛文龙粮食,成为满清后方的一个牵制。皇太极进攻朝鲜,可以解决经济上、战略上的双重困难,同时在必定可以得到的军事胜利之中树立威望,巩固权位。

明朝方面的困难也相当不小。

训练一支既能守,又能战,再能进一步收复失地的精锐野战军,需要相当时间。

袁崇焕任宁前道佥事时,山海关外四城,纵深约二百里,广约四十里,屯兵六万余人,粮饷全靠关内支给。后来在孙承宗、袁崇焕主持下,恢复锦州、中屯、大凌河诸城,国防前线向北推展,屯田数千顷,兵士足食。高第代孙承宗为经略,尽弃锦州诸城,宁远没有了外卫,也没有了粮源。靠朝廷接济是很靠不住的,朝廷对于拖欠粮饷向来兴趣浓厚。袁崇焕做辽东巡抚,首要目标是修复锦州、大凌河等城堡的守备,然后屯田耕种。但筑城工程费时甚久,又不能受到敌人干扰,在和满清处于战争状态之时无法进行。

所以明清双方,都期望有一段休战的时期,以便进行自己的计划。明方是练兵、筑城、屯田,清方是进攻朝鲜,巩固统治。在这样的局势下,具备了议和的条件。

明方的议和是攻势的,最后目标是消灭满清,收复全部辽东失地。清方的议和主要是守势,目的在巩固已得的土地,要明方承认双方的现有疆界,双方和平共处,进行贸易。

因为明清双方的国力实在太过悬殊。明方那时的人口,官方的纪录是六千多万,实际上远不止此数,当时男丁要被政府征去义务劳动,不参加的要缴钱代替,所以百姓尽可能的瞒报人口。外国学者们的估计相互差距很大,最高的估计认为那时中国人口是一亿五千万人。我相信决不会少于一亿人③。女真人大概不到五十万人④。人口的对比是二百比一甚至三百比一。满清所占的土地,只是今日吉林、辽宁、黑龙江的一部份,与明方相比也是相差极远。明方火器犀利,葡萄牙大炮尤其非清兵所能抵挡。

清方的长处,主要只是“明朝本身的腐败”,以及清军战斗力强劲和统帅部高明的军事才能。只要袁崇焕镇守宁远,清方的长处就发挥不出了。持久的缠斗下去,满清势必难以支持。

袁崇焕宁远大捷,在军事上并无十分重要的意义,因为并没有摧毁清军的主力,甚至没有削弱清军的战斗力。然而在政治上,对士气与民心却有非常巨大的振奋作用,这使中国军民知道清军也不是不会打败仗的。经此一役之后,本来投降了满清的许多汉人官吏和士卒又逃回来了。宁远城头的大炮,轰碎了“女真满万不可敌”的神话⑤。

清方从来没有期望真能征服明朝。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祖宗,长期来做明朝所封的边疆小官。努尔哈赤幼时住在明朝大将李成梁家里,类似童仆奴隶。所以他们对于明朝有先天性的敬畏,自卑感很深。宁远之战,使他们下意识中隐伏着的自卑感又开始抬头。

明朝是自己覆灭的,并非给满清所打垮。

满清与明军交战,始终强调“七大恨”,满清认为明朝有七件大事欺侮女真人,逼得他们忍无可忍,才起兵反抗⑥。满清一直没有自居能与明朝处于平等地位。“七大恨”的基本思想,是抱怨明朝作为最高统治者,却在努尔哈赤与敌对部族发生争执时袒护对方,没有公平处理,那是下级对上级的申诉。例如第五大恨的“老女事件”,叶赫部的一个王公本来答应把他十四岁的妹妹送给努尔哈赤为妾,但二十年后,这个三十六岁的“老女”改嫁给蒙古王子,努尔哈赤认定是出于明朝的授意,身为上级而不秉公断事。

差不多在每个战役之后,清方总是建议谈和。因为他们对于目前的成就早就喜出望外,本来是做梦也想不到的,只求明方正式承认他们所占的土地,让他们能永久保有,就已心满意足了。但明朝从来置之不理,认为对方根本没有谈和的资格。明朝的态度是这样:“你们是朝廷的部属,只能服从命令,怎么能要求谈判和平?”这种死要面子的心理,使得明朝始终没有能争取到一段喘息的时间来整顿军备、巩固防御。

袁崇焕充分了解到争取暂时和平的必要。努尔哈赤的逝世正是一个好机会。这时刚好有一个五台山的喇嘛李喇嘛来到宁远。满洲人信佛教,尊崇喇嘛,袁崇焕就请李喇嘛作居间的使者,派了两名都司和随从等三十三人,于天启六年十月去沈阳吊祭努尔哈赤之丧,作初步的和平试探。但他知道朝廷绝不喜欢提“议和”两字,所以报告朝廷时,只说是派人去窥探虚实,以决定对之征讨呢,还是招安⑦。这种夸大的说法,目的自在满足皇帝和大臣的虚荣心。

明清双方统帅都熟知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故事,袁崇焕这出“柴桑口卧龙吊丧”,皇太极如何会不省得?他将计就计,于十一月派了两名使者,与李喇嘛一起来到宁远,致书袁崇焕,表示了和平的意向。其中说:“你停息干戈,派李喇嘛来吊丧,并贺新君登位。你既以礼来,我也当以礼往,所以派官来道谢。至于和议一事,我父亲上次来宁远时,曾有文书给明朝朝廷,请你转呈,但迄今没有答复。你的君主如果答应前书,愿意和平,应当以诚信为先。”

书信中将金国(当时满清的正式国号是“金”,后来才改为“大清”。⑧)与中国平头并列。袁崇焕深刻了解朝廷自高自大,对于文书的体例十分看重,如将来信转呈,必定要碰大钉子,同时见到信中语气也不大客气,便告知使者说,此信格式不合,碍难入奏,将原信交给使者退回。皇太极改写了信封上的格式,袁崇焕认为仍然不对,又再退回。皇太极第三次改写,自处于较低地位,袁崇焕才收了信。但明朝仍是一贯的不答。

第二年正月(在金国是天聪元年),皇太极再遣前使,致书袁崇焕求和,信中说:“两国所以构兵,在于以前明朝派到辽东的官员认为中国皇帝是在天上,自高自大,欺压弱小部族,我们忍无可忍,才起兵反抗。”下面照例列举七大恨,然后提议讲和。讲和要送礼,要求最初缔结和约时中国送给金国金十万两,银百万两、缎百万匹、布千万匹。缔约后两国每年交换礼物,金国送礼:东珠十颗,貂皮千张、人参千斤。中国送礼:金一万两、银十万两、缎十万匹、布三十万匹。两国缔结和约后,就对天发誓,永远信守。

所提的要求是经济性的,可见当时满清深感财政困难,对布匹的需要尤其殷切。

大概袁崇焕要奏报朝廷,等候批复,所以隔了两个月金国使者才回去,随同明方使者,带去袁崇焕及李喇嘛的书信各一;猜想朝廷对金方的要求全部拒绝,所以袁崇焕无法作出任何让步,他的回信内容雄辩,文采焕发,说道:过去的纠纷,都是因双方边境小民口舌争竞而起,这些人都已受到了应得的惩罚,再要追究是非,也已无法到阴世地府去细查,只盼双方都忘记了吧。你十年苦战,既然为的只是这七件事,现在你的仇敌叶赫等等都早给你灭了。为了你们用兵,辽河两岸死者岂止十人?仳离改嫁的哪里只有老女一人?辽沈界内人民的性命都不能自保,还说甚么财物?你的仇怨早都雪了,早已志得意满。只不过这些极惨极痛之事,我们明朝难以忍受罢了。今后若要修好,那么请问:你如何退出已占去的城池地方?如何送还俘虏去的男女百姓?只有盼你仁明慈惠、敬天爱人而作出决定了。你所要求的财物,以中国物资的丰富,本来不会小气,只是过去没有成例,多取也不合天意,还是请你重行斟酌罢。和谈正在进行,你为甚么又对朝鲜用兵?我们文武官属不免怀疑你言不由衷了。希望你撤兵,以证明你的盛德。

李喇嘛的信中说:袁巡抚是活佛出世,对于是非道理,心下十分分明,这样的好人是不容易遇到的,愿汗与各王子一切都放开了吧,佛说:“苦海无边,回头是岸”。

皇太极回信给袁崇焕说:过去的怨仇,当然是算了,否则又何必议和修好?你们的土地人民归我之后,都已安定,这是天意,如果重行归还,那既违反天意,又对不起人民。金国所以要出兵朝鲜,完全是由于朝鲜不对,现在已讲和了。说到“言不由衷”,为甚么你一面说要修好,一面又派哨卒来我方侦察,收纳我方逃亡,部队逼近我边界,修筑城堡?其实是你才“言不由衷”,我国将帅对你也大有怀疑。至于所要求的“初和之礼”,金银等可以减半,缎布只要原来要求的半成。我方也以东珠、人参、狐皮、貂皮等物还赠,表示双方完全公平。既和之后,双方互赠仍如前议。如果同意,希望办得越快越好。

关于来往书信的格式,皇太极提议:“天”字最高,明朝皇帝低“天”一字,金国汗低明朝皇帝一字,明朝诸臣低金国汗一字。

他答复李喇嘛的信中,抱怨明朝皇帝对他的书信从来不加理睬;又说:你劝我“苦海无边,回头是岸”,这话很对,但为甚么只劝我而不去劝明朝皇帝?如果双方都回头修好,岂不甚善?

后来皇太极又致书袁崇焕,抗议他修筑塔山、大凌河、锦州等城的防御工事,认为是缺乏和平诚意,并提议划定疆界。

平心而论,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国,于对方来信一概不答,只由地方官和对方通信,金国也难免气愤。金国的经济要求,虽说是双方互赠,实质上当然是金方大占便宜。金方答应赠送的东珠、人参、貂皮等物,大概最多只能抵过绸缎布匹的价值,明方付出的每年一万两黄金、十万两银子,等于是无偿赠与。那时一两黄金约等于十两银子(明初等于四两,后来金贵银贱),明朝每年以二十万两银子买得一年和平,代价低廉之至。熊廷弼守辽之时,单是他一军每个月的饷银就需十多万两银子。如果有了十年和平,大加整编军队,再出兵挑战,主动与被动的形势就转过来了。

皇太极对于缎布的要求一下子就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五,而且又建议以适当礼物还报,希望和议尽快办理,可见对于缔结和平的确具有极大诚意。他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,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⑨。此后每发生一次战争,便提一次和平要求。

当时议和的障碍,主要是在明朝的文官。

明朝的大臣熟悉史事,一提到与金人议和,立刻想到的就是南宋和金国的和议,人人都怕做秦桧。大家抱着同样的心理:赞成和金人议和,就是大汉奸秦桧。这是当时读书人心中的“条件反射”。

袁崇焕从实际情况出发主张议和,朝臣都不附和。辽东经略王之臣更为此一再弹劾袁崇焕,说这种主张就像宋人和金人议和那样愚蠢自误。

其实,明朝当时与宋朝的情况大不相同。

在南宋时,金兵已占领了中国北方的全部,议和等于是放弃收复失地。但在明朝天启年间,金人只占领了辽东,辽西的南部在明人手中,暂时议和,影响甚小。

南宋之时,岳飞、韩世忠、刘鑉、张俊、吴璘、吴玠等大将,都是兵精能战,金人后方不稳,形势上利于北伐,议和是失却了恢复的良机。明末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及金兵,惟一可以依赖的只有西洋大炮。但当时的大炮十分笨重,不易搬动,只能用于守城,不能用于运动战。

对于明朝最重要的是,宋金议和,宋方绝对屈辱,每年片面进贡金帛,并非双方互赠。宋朝皇帝对金称臣⑽。然而皇太极却甘愿低于明朝皇帝一级,只要求比明朝的诸臣高一级。皇太极一再表示,金国不敢与中国并列,只希望地位比察哈尔蒙古人高一等就满足了⑾。他和袁崇焕书信来往,态度上是很明显的谦恭⑿。

可见宋金议和与明金议和两事,根本不能相提并论。皇太极明白明人的想法,所以后来索性改了国号,不称金国,而称“大清”,以免引起汉人心理上敌对性的连锁反应⒀。

袁崇焕和皇太极信使往来,但因朝中大臣视和议如洪水猛兽,谈判全无结果。

当时主张和金人议和,非但冒举国之大不韪,而且是冒历史上之大不韪。中国过去受到外族的军事压力而议和,通常总是屈辱性的,汉人对这件事具有先天性的反感,非常方便的就将“议和”、“投降”、“汉奸”三件事联系在一起。

当军事上准备没有充分之时,暂时与外敌议和以争取时间,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出名的英主都曾做过。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议和,争取时间来培养国力,到汉武帝时才大举反击。唐太宗李世民曾与突厥议和(那时是他父亲李渊做皇帝,但和议实际上是李世民所决定),等到整顿好军队后才派李靖北伐,大破突厥。不过这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观念的主流。主流思想是:“与侵略本国的外敌议和是投降,是汉奸。”

其实,同是议和,却有性质上的不同,决不能一概而论。基本关键在于:议和是永久性的投降?还是暂时妥协、积极准备而终于大举反攻、得到最后胜利?议和停战只是策略,决不等于投降。然而明末当国的君臣都是庸才,对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、大局发展的前途都是茫无所知,既无决战的刚勇,也无等待的韧力。袁崇焕精明正确的战略见解,朝廷中下意识的认为是“汉奸思想”。

袁崇焕当然知道如此力排众议,对于自身非常不利,然而他已将自身安危全然置之度外,只是以大局为重⒁。以他如此刚烈之人,对声名自然非常爱惜,给人骂“汉奸”,那是最痛苦的事。比较起来,死守宁远、抗拒大敌,在他并不算是难事,最多打不过,一死殉国便是,那是心安理得的。但要负担“历史罪人、民族罪人、名教罪人”的责任,可艰巨得多了。越是不自私的人,越是刚强的人,越是不重视性命而不肯忍受耻辱。越是儒家的书读得多,心中历史感极其深厚的人,越是宝贵自己的名节。文天祥《正气歌》中所举那些慷慨激烈的事迹,如张巡睢阳死守,颜杲卿常山骂贼,袁崇焕做起来并不困难。对于性格柔和的人,当然是委曲求全易而慷慨就义难,在袁崇焕这样的伟烈之士,却是守宁远易而主和议难。主张议和,他必须违反历史传统、违反举国舆论、违反朝廷决策、更违反自己的性格。上下古今,一切都反,连自己都反。

他是个冲动的热情的豪杰,是“宁为直折剑、犹胜曲全钩”的刚士,是行事不顾一切、“几大就几大”的蛮子,可是他终于决定:“忍辱负重”。

在他那个时代,绝无尊重少数人意见的习惯与风度。连袁崇焕自己在内,都相信“国人皆曰可杀”多半便是“可杀”。那是一个非此即彼、决不容忍异见的时代,是正人君子纷纷牺牲生命而提出正义见解的时代。卑鄙的奸党越是在朝中作威作福,士林中对风骨和节操越是看重。东汉和明末,是中国历史上读书人道德价值最受重视的两个时期。岁寒坚节,冰雪清操,在当时的道德观念中,与“忠”、“孝”具有相同的第一等地位。他很爱交朋友,知交中有不少是清流派的人。如果他终于因主和而为天下士论所不齿,对他将是多么严重的事。

他对金人的和谈并不是公开进行的,因此并没有受到普遍的抨击,但他当然预料到将来终于要公开,清议和知友的谴责不可避免的会落到头上。

在袁崇焕死后十三年的崇祯十五年,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。洪承畴于所统大军全军覆没后投降满清。松山、锦州失守。崇祯便想和满清议和,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、张献忠等民军。兵部尚书陈新甲更明白无力两线作战,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。崇祯和陈新甲不断商议,朝中其他大臣听到了风声,便纷纷上奏,反对和议。崇祯矢口不认,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,你们反对甚么?崇祯每次亲笔写手诏给陈新甲,总是郑重警诫:这是天大机密,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臣知道了。

该年八月,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新甲,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。陈新甲出外办事去了,不在家,那人便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书房中的几上而去。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是普通的《塘报》(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,称为《塘报》),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。这样一来,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,群臣拿到了证据,登时哗然,立刻上奏章反对。

皇帝再也无法抵赖,恼怒之极,下诏要陈新甲解释,责问他为甚么主张议和,罪大恶极之至。陈新甲的声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,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。崇祯更失面子,老羞成怒,下旨:陈新甲着即斩决。理由是流寇破城,害死皇帝的亲藩,兵部尚书应负全责。

那时距明朝之亡已不过一年半,局面的恶劣可想而知,但群臣还是坚决反对议和,连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国防部长暗中商量,表面上坚决不肯承认,最后消息泄漏,便杀了国防部长以卸自己责任。从这件事中,可以见到当时对“议和”是如何的忌讳,舆论压力是如何沉重。连崇祯这样狠辣的皇帝,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。

袁崇焕却胆敢进行议和。那正是出于曾子所说“只要深信自己的道理对,虽有千万人反对,我还是干了”那种浩然之气⒂。

诸葛亮出师北伐,天下皆称其忠。岳飞苦战抗敌,天下皆知其勇。袁崇焕的功业或许比不上诸葛亮和岳飞,虽然,那也是很难真正比较的,然而他身处嫌疑之地而行举世嫌疑之事,这种精神上的痛苦负担,诸葛亮和岳飞却幸而不必经受。

袁崇焕有一句诗:“心苦后人知”。当真是英雄寂寞,壮士悲歌。他明知不能得到当时的谅解,只盼望自己这番苦心孤诣能为后人所知。当我写到这一段文字时,想到他的耿耿之怀,悠悠之心,忍不住又感到了剧烈的心酸,感到了他英雄性格中巨大的悲壮美,深刻的凄怆意。

正确的战略决策无法执行,朝政越来越腐败,在魏忠贤笼罩一切的邪恶势力下做官,天天都可以送掉了性命。关外酷寒的天气,生长于亚热带的广东人实在感到很难抵受。在这期间,袁崇焕从广东招募来的人员中有人要回故乡去了,临别时问他:你留在这里继续担当艰危呢,还是回乡以求平安?他写了一首诗回答:我和你曾同生共死,我的内心你还不明白吗?又何必问安危去留?我在这里奋不顾身,本来不是为了富贵。故乡的亲友们如果问起,请你转告:边界还没有平靖,我只有感到惭愧,当然要继续干下去⒃。

袁崇焕是三兄弟中的老二。大哥崇灿当他在关外时在故乡逝世。三弟崇煜随着他在军中办事,后来也告辞回乡。袁崇焕从宁远送他到山海关而分手,写了两首诗给他,说:边疆需要人守御,升平还没有得到,我早已决心报国,安危去留的问题不必提了⒄。

①皇太极在西方人的书中写作Abahai(注:Abahai),法国学者格奥赛(René Grousset)(注:RenéGrousset)在《中华帝国的兴起与辉煌》一书中有“一六四四年的大变”一章,其中说:“皇太极是蛮人中的一个天才,他把本族人民的军事才能,和对文明生活的天生理解相结合起来。”

②清《太宗实录卷三》:天聪元年,“时国中大饥,斗米价银八两,人有相食者。国中银两虽多,无外贸易,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。良马,银三百两。牛一,银百两。蟒缎一,银百五十两。布匹一,银九两。盗贼繁兴,偷窃牛马,或行劫杀。于是诸臣入奏曰:盗贼若不按律严惩,恐不能止息。上恻然,谕曰:今岁国中因年饥乏食,致民不得已而为盗耳。缉获者,鞭而释之可也。遂下令,是岁谳狱,姑从宽典。仍大发帑金,散赈饥民。”他宽待因饥饿而为盗的百姓,与崇祯督促部将“限期破贼、杀贼立功”的政策恰正相反。

③何柄棣: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,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,1368-1911(注:TheLadderofSuccessinImperialChina,AspectsofSocialMobility,1368—1911)一书中,认为明初人口六千五百万,到明末时已涨了一倍以上。

④王钟翰:《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》一文中,根据朝鲜《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》的资料,认为一六二一年时,努尔哈赤的兵数二十万,再加上妇女老少,“全人数当在四、五十万左右。”

⑤《天聪实录稿》元年三月初二日,“秀才岳起鸾曰:我国宜与明朝讲和。若不讲和,则我国人民死散殆尽。”《明清史料》甲编,天聪二年八月“事局未定”奏疏:“南朝虽师老财匮,然以天下之全力,毕注于一隅之间,盖犹裕如也。”《东华录》载天聪三年八月戊辰,“大臣同谋倡逃”。《明清史料》乙编载,崇祯二年二月二十一,袁崇焕塘报:“一日之内,降者竟前后接踵而至。”

⑥“七大恨”:一、明朝杀害金人的二祖;二、袒护金人的仇敌哈达;三、越界出兵,助金人的世仇叶赫抗金;四、明人越界,金人根据誓约杀了,明朝勒索金方交出十人来杀死,以资报复;五、明朝造成老女改嫁;六、移置界碑,抢夺金国的人参、貂皮;七、听信叶赫,写信来辱骂侮慢。

⑦“观其向背离合之意,以定征讨抚定之计。”见《两朝从信录》。

⑧当时满清的正式国号是“金”,史书上称为“后金”,以与宋朝时的“金”有所分别。到天聪十年(明崇祯九年)才改为“大清”。所以本文中的满清,其实都应称“金”。“满洲”的名称,也要到改了“大清”的国号之后才出现,以前称“建州”或“女真”。多数学者认为,“满洲”是文殊菩萨的“文殊、曼殊”的音转。为了便于读者,本文中不将“金、清”“建洲、满洲”等称呼根据历史年代而作分别。

⑨《太宗实录稿》:天聪七年十月,皇太极责骂主张出兵南攻之人:“天予我有数之兵,若稍亏损,何以前图?”

⑽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杀岳飞。十二年正月,宋金和议达成,高宗赵构向金国上表称臣,表中说:“臣构言:既蒙恩造,许备藩方,世世子孙,谨守臣节。每年皇帝生日并正旦,遣使称贺不绝。岁贡银二十五万两,绢二十五万匹。”

⑾《太宗实录》卷十二,天聪六年六月,皇太极致书大同守将求和,信中说:“和事既成,自当逊尔大国,尔等亦视我居察哈尔之上可也。”

⑿皇太极来信的开头是(根据原信):“汗致书袁老先生大人”。(后来乾隆时修订《太宗实录》觉得语气太卑,才改为《皇帝致书袁巡抚》,但当时皇太极未称帝,决不可能有“皇帝”的称呼。)袁崇焕书信的开头是:“辽东提督部院,致书于汗帐下:再辱书教,知汗渐欲恭顺天朝,息兵戈以休养部落,即此一念好生,天自鉴之,将来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,尚无量也。”

⒀后来皇太极在写给祖大寿的信中(那时袁崇焕已死),曾说:“尔国君臣,惟以宋朝故事为鉴,亦无一言复我。然尔明主非宋之苗裔,朕亦非金之子孙。彼一时,此一时,天时人心,各有不同。尔大国岂无智慧之时流,何不能因时制宜乎?”其实努尔哈赤、皇太极等一直自认是金的子孙,他为了求和,连祖宗也不认了。

⒁他后来在写给崇祯的奏章中说:“诸有利于封疆者,皆不利于此身者也。”所以他的知己程本直说:“举世皆巧人,而袁公一大痴汉也。唯其痴,故举世最爱者钱,袁公不知爱也。唯其痴,故举世最惜者死,袁公不知怕也。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,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。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,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。”所谓“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”,就是与金人议和。

⒂《孟子·公孙丑》:“昔者曾子谓子襄曰:‘……自反而缩,虽千万人,吾往矣。’”

⒃袁崇焕《边中送别》:“五载离家别路悠,送君寒浸宝刀头。欲知肺腑同生死,何用安危问去留?策杖只因图雪耻,横戈原不为封侯。故园亲侣如相问,愧我边尘尚未收。”

⒄袁崇焕《山海关送季弟南还》:“公车犹记昔年情,万里从我塞上征。牧圉此时犹捍御,驰驱何日慰升平?由来友爱钟吾辈,肯把须眉负此生?去住安危俱莫问,燕然曾勒古人名。”“弟兄于汝倍关情,此日临歧感慨生。磊落丈夫谁好剑?牢骚男子尔能兵。才堪逐电三驱捷,身上飞鹏一羽轻。行矣乡邦重努力,莫耽疏懒堕时名。”其中“磊落丈夫谁好剑?牢骚男子尔能兵”两句,写出了他两兄弟豪迈的性格,就诗而论,也是豪迈的好诗。

在这段时期中,皇太极进攻朝鲜,打了几个胜仗后,朝鲜投降,订立了对满清十分有利的和约,每年从朝鲜得到粮食、金钱和物品的供应。皇太极本来提出三个条件:割地、擒毛文龙、派兵一万助攻中国。朝鲜对这三个条件无法接纳,但在经济上尽量满足满清的要求。同时在此后的明清战争中,朝鲜改守中立,使满清去了后顾之忧。

在皇太极对朝鲜用兵之时,袁崇焕加紧修筑锦州、中左、大凌河三城的防御工事,派水师去支援皮岛的毛文龙,另派赵率教、朱梅等九员将领率兵九千,进兵三岔河,牵制清军,作朝鲜的声援。但朝鲜不久就和满清订了城下之盟,赵率教等领兵而回,并未和清军接触。

皇太极无法和明朝达成和议,却见袁崇焕修筑城堡的工作进行得十分积极,时间越久,今后进攻会更加困难,于是决定“以战求和”,对宁远发动攻击。

天启七年五月,皇太极亲率两黄旗、两白旗精兵,进攻辽西诸城堡,攻陷明方大凌河、小凌河两个要塞,随即进攻宁远的外围要塞锦州。

五月十一,皇太极所率大军攻抵锦州,四面合围。这时守锦州的是赵率教,他和监军太监纪用守城,派人去与皇太极议和,那自是缓兵之计,以待救兵。皇太极不中计,攻城愈急。

袁崇焕派遣祖大寿和尤世禄带了四千精兵,绕到清军后路去包抄,又派水师去攻东路作为牵制。这时天热,海上不结冰,水师用得着了。

赵率教是陕西人,这人的人品本来是相当不高的。努尔哈赤攻辽阳时,赵率教是主帅袁应泰的中军(参谋长)。袁应泰是不懂军事的文官,赵率教却没有尽他做参谋长的责任,这个战役指挥得一塌胡涂。清军攻破辽阳,袁应泰殉难,赵率教却偷偷逃走了,论法当斩,不知如何得以幸免,想来是贿赂了上官。后来王化贞大败,关外各城都成为无人管的地方,赵率教申请戴罪立功,带领了家丁前去接收前屯卫,但到达时发觉已被蒙古人占住,他便不敢再进。努尔哈赤攻宁远,赵率教在前屯卫,距离很近,自己不亲去赴援,后来宁远大捷,他却想分功,以致给满桂痛骂,酿成了很大风波。

和满桂冲突时,袁崇焕相当支持他。赵率教感恩图报,又得袁崇焕时时勉以忠义,到锦州大战时,他突然之间似乎变了一个人。他和前锋总兵左辅、副总兵朱梅等率兵奋勇死战,和皇太极部下的精兵大战三场,胜了三场,小战二十五场,也是每战都胜。从五月十一打到六月初四,二十四天之中,无日不战,战况的激烈,不下于当年宁远大战。六月初四那天,皇太极增兵猛攻。锦州城中放西洋大炮,又放火炮、火弹和矢石,清兵受创极重。攻到天明时,皇太极见支持不住了,只得退兵,退到小凌河扎营,等候各路兵马集中整编。

赵率教转怯为勇,自见敌潜逃到拚死守城,自畏缩不前到激战二十四日,到后来更在保卫北京之役中血战阵亡,终于在历史上与满桂齐名,成为当时的两大良将。他这个重大转变,非常突出的证明了袁崇焕的领导才能。

皇太极整理好了部队,转而去攻宁远。

清军上次在宁远吃过败仗,兵将心中对袁崇焕都是很忌惮的。大贝勒代善见城中有备,就勒兵不攻。皇太极对诸将说:“先汗攻宁远不克,这次我攻锦州又不克,若再攻不下宁远,我可要声名扫地了。”于是下令总攻,击破城下明军骑兵,直薄城壁。

比之第一次宁远之战,袁崇焕部的战斗力已有增强,敢于到城外决战了。上次要清军退后,才派五十名敢死队缒到城下拾箭枝,可见不敢开城门。

满桂率领明军在城南二里列阵,城墙下环列枪炮。皇太极佯败,想引明军来攻,然后伏兵齐起。但明军没有上当,守垒不追。皇太极于是回军再战。

袁崇焕亲上城头督战,大声呼叫。满桂战于城外。祖大寿、尤世禄回师攻击清兵后路。双方死伤均重,满桂身中数箭。明军野战终于打不过清军,于是退入城中据守。这场大战打得十分惨烈,城壕中填满了两方军士的死尸。

守军又以葡萄牙大炮轰击,击碎清方大营帐一座及皇太极的白龙旗,杀伤清兵不少。明方的报告说,皇太极长子召力兔贝勒胸口中箭,另一子浪荡宁古贝勒在阵上被明军射杀,又杀固山(领七千五百人)四人、牛录(领三百人)三十余名。这报告失之夸大,事实上并无皇太极的儿子在此役中阵亡。但清方纪录中也说:济尔哈朗贝勒、萨哈廉贝勒、大将瓦克达、阿格等均受伤。

皇太极见部队损失重大,只得退兵,再攻锦州南面,亦不能拔,将士又遭到不少伤亡,将领觉多拜山、巴希等阵亡。七月,清兵败回沈阳。

这一役明朝称为“宁锦大捷”,是明军对清军第二次血战胜利。

袁崇焕在报功的奏章中,力称功劳最大的是满桂①。他和满桂向来颇有意见冲突,但在奏章中力称宁远大捷以满桂之功居多,可见光明磊落,大公无私。

第一次宁远大捷是天启六年正月,第二次宁锦大捷是七年五月,相隔一年零四个月。在这短短的十六个月之间,袁崇焕加强了明军的战斗力,抢筑了锦州的防御工事,固守在清军的后路,使皇太极有后顾之忧,不敢久攻宁远。同时清军先攻锦州不克,再攻宁远,气势已挫。可见袁崇焕这十六个月中的准备工作收到了很大成效。如果能多一些和平时期,局面当然更有改进。

这一仗大捷,军事上的主要因素之一,还是靠了葡萄牙的红衣大炮。明朝这时本来已驱逐了葡萄牙人的天主教传教士。传教士波尔、米克耳两人见到明清交兵,有机可乘,便发动澳门的葡人,向明朝提供军费和炮手。明朝于是召还已驱逐了的教士。本来秘密传教变成了公开,大批葡萄牙教士和炮手进入中国②。后来中国在外国教士和技师指导之下自行铸炮。所铸成的大炮也封了官,称为“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将军”,还派官祭炮,请将军发威破敌。金人要直到数年之后,才因投降的明人之助而开始铸造大炮。

袁崇焕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。他中进士的主考官韩p、保荐他的御史侯恂等都是东林党的巨头。袁崇焕当然不肯克扣军饷去孝敬魏忠贤。但为了大目标是守御锦州、宁远,他也相当的委曲求全。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,袁崇焕如果不附和,立刻就会罢官,守御国土的大志无法得伸,因此当时也只得在蓟辽为魏忠贤建生祠。

但魏忠贤仍是不满意。所以虽有宁锦大捷,袁崇焕却得不到甚么重赏,只升官一级。奉承魏忠贤的官员却有数百人因此大捷而升官,理由是在朝中策划有功,连魏忠贤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从孙,也因此而封了伯爵。魏忠贤是太监,没有儿子,只好大封他侄儿,封他侄儿的儿子。

魏忠贤这时更叫一名言官弹颏袁崇焕,说他没有去救锦州为“暮气”。袁崇焕在这样的压力之下,只得自称有病,请求辞职。魏忠贤立刻批准,派兵部尚书王之臣去接替。

皇太极听到这个消息,当然是大喜若狂,而听到加给袁崇焕的罪名与评语竟是“暮气”两字,恐怕大喜之余,却也不免愕然良久吧?袁崇焕这样的人竟算“暮气沉沉”,却不知谁才是“朝气蓬勃”?

袁崇焕离开宁远时,心中感慨万千,可想而知。那时他还只四十岁左右,方当壮盛的英年,正是要大展抱负的时候。立了大功反而被迫退休,他的部属将士既感诧异,更是忿忿不平。他写了一首诗给一个部将,诗中说:我们慷慨同仇,间关百战,功劳不小,皇上的恩遇也重。但我的苦心,却只有后人知道了。建功立业固然很好,回家休养也是不错。对于我的去留,大家不必感到不平罢。这首诗显得很有气度③。

不过他对于天启皇帝,还是十分感激的。他本来是一个七品知县,自天启二年到七年夏天,短短的五年半之间,几乎年年升官,中间还跳级,直升到“巡抚辽东、兵部右侍郎、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”,实在算是飞黄腾达。他自觉升官太快,曾上疏辞谢。他说在诸同年中,官职最高之人和他也差着好几级,为了要做部属武将的榜样,请皇帝收回升赏的成命。皇帝批复说:你接连三次谦辞,品德很好,但你功劳大,升官是应该的④。

他在回广东故乡途中,经过大庾岭时写了一首诗,感念天启对他的知遇之恩⑤。他心中明白,天启是个昏君,可是对待自己实在很好。

他到了广州,去光孝寺游览,踏足佛地,不禁想到生平杀人甚多,和环境大不调和⑥,然而那也只是感到不调和而已。英雄豪杰,一往无悔,却也无须对菩萨低头,不必对杀了该杀之人有甚么遗憾。

①袁崇焕的奏章中说:“十年来,尽天下之兵,未尝敢与奴合马交锋,即臣去年,亦自城上而下攻。自今始一刀一枪,下而拚命,不顾夷之凶狠剽悍。臣复凭堞大呼,分路进追。诸军忿恨,誓一战以挫此贼。此皆将军满桂之功居多。”

②马耳丁的《鞑靼战记》中大吹葡萄牙传教的功劳,又说:“上帝对于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必予福佑,所以中国皇帝对鞑靼人(指满清)作战大胜。”其实天启皇帝信仰的是鲁班先师,并没有信仰基督教的上帝。

据冯承钧译、沙不列撰:《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传》:崇祯三年,澳门葡人队长率士卒四百、大炮十尊入境效力。广州巨商恐失垄断中西贸易之利,厚赂朝臣,加以阻挠。后葡军队长公沙的西劳阵亡于登莱。《碧血剑》小说略取其意。

③袁崇焕《南还别陈翼所总戎》:“慷慨同仇日,间关百战时,功高明主眷,心苦后人知。麋鹿还山便,麒麟绘阁宜。去留都莫讶,秋草正离离。”其中“功高明主眷”这一句,不免含有苦涩的意味。天启决不是明主,天下皆知,自己功高如此,结果却得了这样的“眷”,这位“明主”,真是“明”得很了。

④袁崇焕《天启六年六月初十日谢升荫疏》中说:“且武人奔竞,少竖立便欲厚迁,稍不合辄思激去,要挟朝廷,开衅同类,今边疆始终不得一人之用,臣最疾之。臣今日不自处于恬,何以消诸将之竞?况臣原无富贵之心,又皇上所鉴也。”对这个辞赏的奏章,朝廷的批答是:“奉圣旨:袁崇焕存城功高,加恩示酬,原不为过;乃三疏控辞,愈征克让。还着遵旨祇承。该部知道。”

⑤袁崇焕《归庾岭》:“功名劳十载,心迹渐依违。忍说还山是?难言出塞非。主恩天地重,臣遇古今稀。数卷封章外,浑然旧日归。”

⑥袁崇焕《遇诃林寺口占》:“四十年来过半身,望中祇树隔红尘。如今着足空王地,多了从前学杀人。”

天启皇帝熹宗捉了几年迷藏(他初做皇帝时,爱和小太监捉迷藏),做了几年木工(不是做皇帝),天启七年八月,在二十三岁上死了。

天启的儿子都已夭折,有些后妃怀了孕,也都被客氏和魏忠贤设法弄得流产,所以没有儿子。由他亲弟弟信王由检接位,年号崇祯。

朱由检当时虚岁是十八岁。他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,其实只十六岁另八个月。这个十七岁的少年皇帝不动声色的对付魏忠贤,先将他的党羽慢慢收拾,然后逼得他自杀。这场权力斗争处理得十分精采。

魏忠贤死后,附和他的无耻大臣被称为“逆党”,或杀头,或充军,或免职,人心大快,在“宁锦大捷”中冒功的人也都被清除了。

被魏忠贤逆党排挤罢官的大臣又再起用,他们都主张召回袁崇焕。天启七年十一月,升袁崇焕为右都御史、视兵部添注左侍郎事。崇祯元年四月,再升他为兵部尚书、兼右副都御史、督师蓟辽、兼督登莱天津军务。兵部尚书是正二品的大官,所辖的军区,名义上也扩大到北直隶(河北)北部和山东北部沿海,成为抗清总司令。不过蓟州、天津、登莱各地另有巡抚专责,所以袁崇焕所管的实际还是山海关及关外锦宁的防务。

明末军制,在外带兵的文臣,头衔最高的是督师,通常以木学士兼任,宰相出外带兵,才称督师;其次是总督或经略,由兵部尚书或侍郎兼任;更其次是巡抚;巡抚之下才是武将中最高的总兵官。袁崇焕不是大学士,却有了大学士方能得到的军事最高官衔。以前辽东历任军事长官都只是经略或巡抚。那时距他做知县之时还只六年。

袁崇焕在广东家居这几个月中,与一般文人诗酒唱和,其中最著名的朋友是陈子壮。

陈子壮是广东南海人,和袁同科中进士,陈是探花。他在作浙江主考官时出题目讽刺魏忠贤,因而被罢官。袁陈两人同乡同年,又志同道合,交情自然非同寻常。陈子壮在崇祯时起复,做到礼部侍郎,后来在广东九江起兵抗清,战败被俘,不降而死,也是广东著名的民族英雄。当时与袁时常在一起聚会的,还有几个会做诗的和尚。

袁崇焕应崇祯的征召上北京时,他在广东的朋友们替他饯行。画家赵蔼夫画了一幅画,图中一帆远行,岸上有妇女三人、小孩一人相送。陈子壮在图上题了四个大字:“肤公雅奏”,“肤公”即“肤功”,祝贺他“克奏肤功”的意思。图后有许多人的题诗,第一个题的就是陈子壮。这幅画本来有上款,后来袁崇焕被处死,上款给收藏者挖去了,多次易手流转,到光绪年间才由王鹏运考明真相。一群广东文人后来将图与诗影印成一本册子,承一位朋友送了我一本。原图目前是在香港。

“肤公雅奏图”上的题诗,大都是称誉袁崇焕的抗清功绩,预料此去定可扫平胡尘、燕然勒石,麟阁题名等等。好几人诗句中都提到袁崇焕的“谈锋”、“高谈”、“笑谈”①。喜与朋友们高谈阔论,一定是他个性中很显著的特点。

在这幅画上题诗的共有十九人,其中有和尚三人,有几个是袁的幕僚。值得注意的是,有八个人在十处地方提到了黄石公、赤松子、圯上、素书的典故,这决不会是偶然现象。这典故是说张良立了大功之后,随即退隐,才避免给猜忌残忍的刘邦所杀。在这次饯别宴中,袁崇焕的朋友们一定强调必须“功成身退”,大家对于皇帝的狠毒手段都深具戒心,所以在诗中一再警戒②。

七月,袁崇焕到达北京,崇祯③召见于平台,那是在明官左安门④。

崇祯见到袁崇焕后,先大加慰劳,然后说道:“建部跳梁,已有十年了,国土沦陷,辽民涂炭。卿万里赴召,忠勇可嘉,所有平辽方略,可具实奏来!”

袁崇焕奏道:“所有方略,都已写在奏章里。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,请给我放手去干的权力,预计五年而建部可平,全辽可以恢复。”

崇祯道:“五年复辽,便是方略,朕不吝封侯之赏。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!卿子孙亦受其福。”袁崇焕谢恩归班。崇祯暂退少憩。

给事许誉卿就去问袁崇焕,用甚么方略可以在五年之内平辽。袁崇焕道:“我这样说,是想要宽慰皇上。”许誉卿已服侍崇祯将近一年,明白皇帝的个性,袁崇焕却是第一次见到皇帝。许誉卿于是提醒他:“皇上是英明得很的,岂可随便奏对?到五年期满,那时你还没有平辽,那怎么得了?”袁崇焕一听之下,爽然自失,知道刚才的话说得有些夸张了。

他答应崇祯五年之内可以平定满清、恢复全辽,实在是一时冲动的口不择言,事实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袁崇焕和崇祯第一次见面,就犯了一个大错误。大概他见这位十七岁半的少年皇帝很着急,就随口安慰。

过了一会,皇帝又出来。袁崇焕于是又奏道:“建州已处心积虑的准备了四十年,这局面原是很不易处理的。但皇上注意边疆事务,日夜忧心,臣又怎敢说难?这五年之中,必须事事应手,首先是钱粮。”崇祯立即谕知代理户部尚书的右侍郎王家桢,必须着力措办,不可令得关辽军中钱粮不足。

袁崇焕又请器械,说:“建州准备充分,器械犀利,马匹壮健,久经训练。今后解到边疆去的弓甲等项,也须精利。”崇祯即谕代理工部尚书的左侍郎张维枢:“今后解去关辽的器械,必须铸明监造司官和工匠的姓名,如有脆薄不堪使用的,就可追究查办。”

袁崇焕又奏:“五年之中,变化很大。必须吏部与兵部与臣充分合作。应当选用的人员便即任命,不应当任用的,不可随便派下来。”崇祯即召吏部尚书王永光、兵部尚书王在晋,将袁崇焕的要求谕知。

袁崇焕又奏:“以臣的力量,制全辽是有余的,但要平息众人的纷纷议论,那就不足了。臣一出京城,与皇上就隔得很远,忌功妒能的人一定会有的。这些人即使敬惧皇上的法度,不敢乱用权力来捣乱臣的事务,但不免会大发议论,扰乱臣的方略。”崇祯站起身来,倾听他的说话,听了很久,说道:“你提出的方略井井有条,不必谦逊,朕自有主持。”

大学士刘鸿训等都奏,请给袁崇焕大权,赐给他尚方宝剑,至于王之臣与满桂的尚方剑则应撤回,以统一事权。崇祯认为对极。应予照办。谈完大事后,赐袁崇焕酒馔。

袁崇焕辞出之后,上了一道奏章,提出了关辽军务基本战略的三个原则⑤:“以辽人守辽土,以辽土养辽人”——明代兵制,一方有事,从各方调兵前往。因此守辽的部队来自四面八方,四川、湖广、浙江均有。这些士卒首先对守御关辽不大关心,战斗力既不强,又怕冷,在关外驻守一段短时期,便遣回家乡,另调新兵前来。袁崇焕认为必须用辽兵,他们为了保护家乡,抗敌勇敢,又习于寒冷气候。训练一支精兵,必须兵将相习,非长期熏陶不为功,不能今天调来,明天又另调一批新兵来替换。他主张在关外筑城屯田,逐步扩大防守地域,既省粮饷,又可不断的收复失地。

“守为正着,战为奇着,和为旁。”——明兵打野战的战斗力不及习于骑射的清兵,这是先天的限制,不易短期内扭转过来,但大炮的威力却非清兵所及。所以要舍己之短,用己所长,守坚城而用大炮,立于不败之地。只有在需要奇兵突出、攻敌不意之时,才和清兵打野战。为了争取时间来训练军队、加强城防,有时还须在适当时机中与敌方议和,这是辅助性的战略。

“法在渐不在骤,在实不在虚”——执行上述方策之时,不可求急功近利,必须稳扎稳打,脚踏实地,慢慢的推进。绝对不可冒险轻进,以致给敌人以可乘之机。

这三个基本战略,是他总结了明清之间数次大战役而得出来的结论。明军三次大败,都败于野战,以致全军覆没;宁远两次大捷,都在于守坚城、用大炮。

这基本战略持久的推行下去,就可逐步扭转形势,转守为攻。但他担心两件事。一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对他不信任,二是敌人挑拨离间,散布谣言。因此在上任之初,对此特别强调。他声明在先,军队中希奇古怪之事多得很,不可能事事都查究明白。他又自知有一股蛮劲,干事不依常规,要他一切都做得四平八稳,面面俱圆,那可不行。总而言之:“我不顾自己性命,给皇上办成大事就是了,小事情请皇上不必理会罢。”

崇祯接到这道奏章,再加奖勉,赐他蟒袍、玉带与银币。袁崇焕领了银币,但以未立功勋,不敢受蟒袍玉带之赐,上疏辞谢了。

崇祯这次召见袁崇焕,对他言听计从,信任之专,恩遇之隆,实是罕见。但不幸得很,袁崇焕这奏章中所说的话,一句句无不料中,终于被处极刑。这使我想起文征明的一首词来。他见到宋高宗亲笔写给岳飞的敕书,书中言辞亲切无比,有感而作了一首“满江红”,其中有一句:“慨当初倚飞何重?后来何酷?”崇祯对待袁崇焕,实也令人慨当初倚之何重,后来何酷。

其间的分别是,岳飞当时对自己后来的命运完全料想不到,袁崇焕却是早已料到了的。明知将来难免要受到皇帝猜疑,要中敌人的离间之计,却还是要去担任艰危,这番舍身赴难的心情,更令后人深深叹息。

①陈子壮:“曾闻缓带高谈日,黄石兵筹在握奇。”梁国栋:“笑倚戎车克壮猷,关前氛祲仗谁收?忻看化日回春日,再上邢州护锦州。”傅于亮:“天山自昔凭三箭,辽左而今仗一夫。秉钺纷纷论制胜,笑谈尊俎似君无?”邓桢:“冠加荐角峨应甚,赐有龙文许自专(指尚方剑)。借箸独当天下计,折冲随运掌中权。”邝瑞露:“行矣莫忘黄石语,麒麟回首即江湖。”“供帐夜悬南海月,谈锋春落大江潮。”“衣布尚怜天下士,高歌谁是眼中人?”邝瑞露即邝湛若,广东名士,南海人,后助守广州,清兵破城时不屈而死。

②近人叶恭绰题袁崇焕墓有句云:“游仙黄石空余愿”。自注:“袁再起督师,诸友饯别诗多以黄石、赤松为言,疑有所讽,惜袁不悟。”其实不是袁崇焕不悟;张良是功成身退而从赤松子游,袁崇焕根本没有机会“功成”,自然谈不上“身退”。不过以他的热血热肠,即使是功成了,多半还是不肯身退的,势必是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

③对崇祯本应称朱由检、思宗、庄烈帝、怀宗、毅宗,或崇祯皇帝。本文以他年号称呼,是习惯上的通俗方式,有如称清圣祖为康熙、清高宗为乾隆。

④崇祯召见袁崇焕的情形与对话,根据李逊之所著《三朝野记》与文秉所著《烈皇小识》两书,其后周延儒对袁崇焕的中伤,也根据这两书所载。李逊之的父亲李应癗是反对魏忠贤而被害死的著名忠臣李忠毅公。文秉是文征明的玄孙,他父亲文震孟在崇祯时任大学士。文震孟最出名的事,是在天启年间上奏,直指皇帝诸事不理,犹如“傀儡登场”,朝政全由魏忠贤摆布。魏忠贤于是叫了一班傀儡戏,到宫中演给熹宗看,熹宗看得大乐。魏忠贤便说:“文震孟说皇上是傀儡登场,那就是这样子了。”熹宗当然大怒,将文震孟在朝廷上打了八十棍。李逊之和文秉二人是名父之子,他们记载朝中大事,应该相当可靠。

⑤《明史·袁崇焕传》中引述他的奏章:“恢复之计,不外臣昔年‘以辽人守辽土,以辽土养辽人;守为正着,战为奇着,和为旁着’之说。法在渐不在骤,在实不在虚。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。至用人之人,与为人用之人,皆至尊司其钥。何以任而勿贰,信而勿疑?盖驭边臣与廷臣异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,但当论成败之大局,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。事任既重,为怨实多,诸有利于封疆者,皆不利于此身者也。况图敌之急,敌亦从而间之,是以为边臣甚难。陛下爱臣知臣,臣何必过疑惧?但中有所危,不敢不告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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