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前位置:金庸小说全集>>修订版《碧血剑》小说在线阅读

袁崇焕评传3

小说:修订版《碧血剑》    作者:金庸
选择背景色: 黄橙 洋红 淡粉 水蓝 草绿 白色 选择字体: 宋体 黑体 微软雅黑 楷体 选择字体大小: 恢复默认

袁崇焕还没有到任,宁远已发生了兵变。

兵变是因欠饷四个月而起,起事的是四川兵与湖南、湖北的湖广兵。兵卒把巡抚毕自肃、总兵官朱梅等缚在谯楼上。兵备副使把官衙库房中所有的二万两银子都拿出来发饷,相差还是很多,又向宁远商民借了五万两,兵士才不吵了。毕自肃自觉治军不严有罪,上吊自杀。兵士的粮饷本就很少,拖欠四个月,叫他们如何过日子?这根本是中央政府财政部的事。连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,欠饷都达四个月之久,可见当时政治的腐败。毕自肃在二次宁远大战时是兵备副使,守城有功,因兵变而自杀,实在是死得很冤枉的。

袁崇焕于八月初到达,惩罚了几名军官,其中之一是后来大大有名的左良玉,当时是都司;又杀了知道兵变预谋而不报的中军,将兵变平定了。

但京里的饷银仍是不发来,锦州与蓟镇的兵士又哗变。如果这时清军来攻,宁远与锦州怎么守得住?局势实在危险之至。袁崇焕有甚么法子?只有不断的上奏章,向北京请饷。

崇祯的性格之中,也有他祖父神宗的遗传。他一方面接受财政部长的提议,增加赋税,另一方面对于伸手来要钱之人大大的不高兴。

袁崇焕屡次上疏请饷,崇祯对诸臣说:“袁崇焕在朕前,以五年复辽、及清慎为己任,这缺饷事,须讲求长策。”又说:“关兵动辄鼓噪,吝边效尤,如何得了?”

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奏道:“军士要挟,不单单是为了少饷,一定另有隐情。古人虽罗雀掘鼠,而军心不变。现在各处兵卒为甚么动辄鼓噪,其中必有原故。”崇祯道:“正如此说。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。今虽缺饷,哪里又会到这地步呢?”

“罗雀掘鼠”这四字崇祯听得十分入耳。周延儒由于这四个字,向着首辅的位子迈进了一步。周延儒是江苏宜兴人,相貌十分漂亮,二十岁连中会元状元,这个江南才子小白脸,真是小说与戏剧中的标准小生,可惜人品太差,在《明史》中被列入《奸臣传》。本来这人也不算真的十分奸恶,他后来做首辅,也做了些好事的,只不过他事事迎合崇祯的心意。周延儒之奸,主要是崇祯性格的反映。但“逢主之恶”当然也就是奸。这个人和袁崇焕恰是两个极端。袁崇焕考进士考了许多次才取,相貌相当不漂亮①,性格则是十分的鲠直刚强。

“罗雀掘鼠”是唐张巡的典故。张巡在睢阳被安禄山围困,苦守日久,军中无食,只得张网捉雀、掘穴捕鼠来充饥,但仍是死守不屈。罗雀掘鼠是不得已时的苦法子,受到敌人包围,只得苦挨,但怎能期望兵士在平时都有这种精神?

周延儒乘机中伤,崇祯在这时已开始对袁崇焕信心动摇。他提到袁崇焕以“清慎为己任”,似乎对他的“清”也有了怀疑。崇祯心中似乎这样想:“他自称是清官,为甚么却不断的向我要钱?”

袁崇焕又到锦州去安抚兵变,连疏请饷。十月初二,崇祯在文华殿集群臣商议,说道:“崇焕先前说道‘安抚锦州,兵变可弥’,现在却说‘军欲鼓噪,求发内帑’,为甚么与前疏这样矛盾?卿等奏来。”

“内帑”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。因为户部答复袁崇焕说,国库里实在没有钱,所以袁崇焕请皇帝掏私人腰包来发欠饷。再加上说兵士鼓噪而提出要求,似乎隐含威胁,崇祯自然更加生气。

哪知百官众口一辞,都请皇上发内帑。新任的户部尚书极言户部无钱,只有陆续筹措发给。崇祯说:“将兵者果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,兵卒自不敢叛,不忍叛;不敢叛者畏其威,不忍叛者怀其德,如何有鼓噪之事?”

“罗雀掘鼠”和“家人父子”这两句话,充分表现了崇祯完全不顾旁人死活的自私性格。兵士有四个月领不到粮饷,吵了起来。崇祯不怪自己不发饷,却怪带兵的将帅对待士兵的态度不如家人父子。他似乎认为,主帅若能待士兵如家人父子,没有粮饷,士兵饿死也是不会吵的。俗语都说:“皇帝不差饿兵。”崇祯却认为饿兵可以自己捉老鼠吃。

周延儒揣摩到了崇祯心意,又乘机中伤,说道:“臣不敢阻止皇上发内帑。现在安危在呼吸之间,急则治标,只好发给他。然而决非长策,还请皇上与廷臣定一经久的方策。”崇祯大为赞成:“此说良是。若是动不动就来请发内帑,各处边防军都学样,这内帑岂有不干涸的?”崇祯越说越怒,又是忧形于色,所有大臣个个吓得战战兢兢,谁也不敢说话②。

袁崇焕请发内帑,其实正是他不爱惜自己、不怕开罪皇帝、而待士兵如家人父子。本来,他只须申请发饷,至于钱从何处来,根本不是他的责任。国库无钱,自有别的大臣会提出请发内帑,崇祯憎恨的对象就会是那个请发内帑之人。以袁崇焕的才智,决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关键,但他爱惜兵士,得罪皇帝也不管了。说不定朝中大臣人人不敢得罪皇帝,饷银就始终发不下来,那么就由我开口好了。

当袁崇焕罢官家居之时,皇太极见劲敌既去,立刻肆无忌惮,不再称汗而改称皇帝。

袁崇焕回任之后,宁远、锦州、蓟州都因欠饷而发生兵变,当时自然不能与清兵开仗,于是与皇太极又开始了和谈,用以拖延时间。皇太极对和谈向来极有兴趣,立即作出有利的反应。袁崇焕提出的先决条件,是要他先除去帝号,恢复称“汗”。皇太极居然答允,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,表示正式承认他“汗”的地位。这是自居为明朝藩邦,原是对明朝极有利的。但明朝朝廷不估计形势,不研究双方力量的对比,坚持非消灭满清不可,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③。

皇太极一直到死,始终千方百计的在求和,不但自己不停的写信给明朝边界上的官员,又托朝鲜居间斡旋,要蒙古王公上书明朝提出劝告。每一个战役的基本目标,都是“以战求和”④。他清楚的认识到,满清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,明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轨道,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。满族的经济力量很是薄弱,不会纺织,主要的收入是靠抢劫⑤。皇太极写给崇祯的信,可说谦卑到了极点⑥。

然而崇祯的狂妄自大比他哥哥天启更厉害得多,对满清始终坚持“不承认政策”,不承认它有独立自主的资格,决不与它打任何交道⑦。

为了与满清作战,万历末年已加重了对民间的搜括,天启时再加,到崇祯手里更大加而特加,到末年时加派辽饷九百万两,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,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二千万两(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),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在这压力下都已濒于崩溃。明末民变四起,主要原因便在百姓负担不起这沉重的军费开支⑧。

敌人提出和平建议,是不是可以接受,不能一概而论。我以为应当根据这样的原则来加以考虑:敌人的和议不过是一种阴谋手段,目的在整个灭亡我们?还是敌人因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或社会的原因而确有和平诚意?

必须假定缔结和约只是暂时休战,双方随时可以破坏和平而重启战端。目前一直打下去对我方比较有利?还是休战一段时期再打比较有利?

缔结和约或进行和平谈判,会削弱本国的士气民心、造成社会混乱、损害作战努力、破坏联盟关系、影响政府声誉?还是并无重大不良后果?

和约条款是片面对敌人有利?还是双方平等,或利害参半,甚至对我方有利?

如果是前者,当然应当断然拒绝;若是后者,就可考虑接受,必要时甚至还须努力争取。在当时的局势下,成立和议显然于明朝有重大利益。不论从政略、战略、经济、人民生活哪一方面来考虑,都应与满清议和。

拒绝和满清议和,是崇祯一生最大的愚蠢。他初即位时清除魏忠贤逆党,处理得十分精明,于是臣下大捧他为“英主”。他从此就飘飘然了,真的以“英主”自居,认为“英主”决不能和叛逆的“建州卫”妥协。在明朝君臣的观念中,“建州卫”始终是中国皇帝属下一个小官的领地,皇帝决不能跟小官谈和。至于使得全国亿万人民活不下去,那是另一回事,皇帝的尊严不能有丝毫损害。

他可以和察哈尔蒙古人谈和,付给金银以换取和平。因为明朝的江山是从蒙古人手里夺来的,明朝承认蒙古是敌国。

坚持政治原则,本来不错。然而政治原则是要以正确的策略来贯彻的。完全忽视实际情形,把国家与人民的生死存亡置之不顾,和“英主”两字可相差十万八千里了。

袁崇焕和皇太极一番交涉,使得皇太极自动除去了帝号,本来是外交上的重大胜利。但崇祯却认为是和“叛徒”私自议和,有辱国体,心中极不满意,当时对袁崇焕倚赖很重,隐忍不发,后来却终于成为杀他的主要罪状。

①《明史·钱龙锡传》:“龙锡奏辩,言:‘崇焕陛见时,臣见其貌寝,退谓同官:此人恐不胜任。’”钱龙锡这话也是胡说八道,怎能见人家相貌难看,便说他不能担当大事?

②《烈皇小识》:“时天威震迅,忧形于色。大小臣工皆战惧不能仰对,而延儒由此荷圣眷矣。”

③关于这场交涉,因皇太极称帝之后再自动除去,又向明朝要求发印而不得,在满清方面是受到重大屈辱,所以清方官文书中都无记载,或有记载而后来都删去了。但清内阁档案中还留存皇太极天聪四年颁示的一道木刊谕文,其中公开承认这件事:“逮至朕躬,实欲罢兵戈,享太平,故屡屡差人讲说。无奈天启、崇祯二帝渺我益甚,逼令退地,且教削去帝(号),及禁用国宝。朕以为天与土地,何敢轻与?其帝号国宝,一一遵依,易汗请印,委曲至此,仍复不允。”

④《明清史料》丙编,皇太极谕诸将士:“尔诸将士临阵,各自奋勇前往,何必争取衣物?纵得些破坏衣物,尚不能资一年之用。尔将士如果奋勇直前,敌人力不能支,非与我国讲和,必是败于我们。那时穿吃自然长远,早早解盔卸甲,共享太平,岂不美哉?”

⑤《天聪实录稿》,七年九月十四日,清太宗致朝鲜国王信:“贵国断市,不过以我国无衣,因欲困我。我与贵国未市之前,岂曾赤身裸体耶?即飞禽走兽,亦自各有羽毛……满洲、蒙古固以抢掠为生,贵国固以自守为素。”

⑥《天聪实录稿》六年六月,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:“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:小国起兵,原非自不知足,希图大位,而起此念也。只因边官作践太甚,小国恼恨,又不得上达……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,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,因而生疑,所以不敢详陈也。小国下情,皇上若欲垂听,差一好人来,俾小国尽为申奏。若谓业已讲和,何必又提恼恨,惟任皇帝之命而已。夫小国之人,和好告成时,得些财物,打猎放鹰,便是快乐处。谨奏。”最后这句话甚是质朴动人。

⑦崇祯五年,宣府巡抚沈棨和清军立约互不侵犯,崇祯便把兵部尚书熊明遇革职查办,沈棨下狱。此后他更下旨给守边的官员,任何人不得与満清有片纸只字的交通。

⑧《明史·食货志》:“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,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乎?”

十一

崇祯对袁崇焕的猜忌,从“请发内帑事件”开始。带兵的统帅追讨欠饷,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,但债户对于债主追讨欠款,不论债主的理由如何充足,债户自然而然的会对他十分憎恨,如果债主威名震于天下而又握有武力,十几岁的少年债户除了憎恨之外还会恐惧。崇祯又不敢惩罚袁崇焕和皇太极谈和。这“不敢”两字之中,自然隐伏了“将来和你算帐”的心理因素。

该年闰四月,加袁崇焕太子太保的头衔,那是从一品,比兵部尚书又高了一级。到了下个月,便发生了杀毛文龙事件,这又增加了崇祯内心对他的不满和恐惧。

毛文龙是浙江杭州人。袁崇焕杀毛文龙在崇祯二年(公元一六二九),那是己巳年。早了一百八十年(一四四九),同样是己巳年,我另一位同乡杭州人于谦为明朝立了安邦定国的大功。那一年发生土木堡之变,皇帝被蒙古人掳去,于谦击退外敌,安定了国家。于谦和袁崇焕都是兵部尚书,于做总督,袁做督师,地位相等①。两人后来都被皇帝处死,都是明朝出名的大忠臣。

杭州人在江南虽然有“杭铁头”之称,然而那是与性格柔和的苏州人“苏空头”相对而言,很少去当兵打仗的。戚继光率领来平定倭寇、守御北边,后来在戚死后又去抗日援朝的浙江兵,都是浙东义乌一带的人。

毛文龙所以投军,主要由于他有个舅舅在兵部做官。毛文龙喜欢下围棋,常通宵下棋,爱说:“杀得北斗归南。”捧他场的人,说他的棋友中有一个道人,从围棋中传授了他兵法。如果真有这样的事,毛文龙的棋力一定相当低,因为他的兵法实在并不高明。又有一个传说:他上京去投靠舅舅的前夕,睡在于庙(于谦的庙,在杭州与岳庙并称)里祈梦,梦到于谦写了十六个字给他:“欲效淮阴,老了一半。好个田横,无人作伴。”这十六个字后来果然“应验”了:韩信二十七岁为大将,毛文龙为大将时五十二岁;田横在岛上自杀时,有五百士自刎而殉,毛文龙在岛上被杀,死的只他一人。这当然是好事之徒事后捏造出来的。于谦见识何等超卓,又怎会将他这个无聊同乡去和韩信、田横相比?

毛文龙到北京后,得他舅舅推荐,到辽东去投效总兵李成梁,后来在袁应泰、王化贞两人手下,升到了大约相当于团长的职位。他的功绩主要是造火药超额完成任务和练兵,可见此人是一个能干的后勤人员。辽东失陷后,他带了一批部队,在沿海各岛和辽东、朝鲜边区混来混去,打打游击。他的根据地是在朝鲜,招纳辽东溃散下来的中国败兵和难民,势力渐渐扩充,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,带领了九十八人,渡鸭绿江袭击镇江城②,俘虏了清军守将。这是明军打败清兵的罕有事件,王化贞大为高兴,极力推荐,升他的官,驻在镇江城。但不久清兵大军反攻,镇江城就失去了。毛文龙将根据地迁到朝鲜的皮岛,自己仍在辽东朝鲜边区打游击。

皮岛在鸭绿江口,与朝鲜本土只一水之隔,水面距离只不过相当于过一条长江而已,北岸便是朝鲜的宣川、铁山③。当时朝鲜的义州、安州、铁山一带,因为邻近中国,从辽东逃出来的汉人难民和败兵纷纷涌到,喧宾夺主,汉人占了居民十分之七,朝鲜人只十分之三。皮岛横约八十里,逃到岛上的汉人为数不少。毛文龙作为根据地后,再招纳汉人,声势渐盛。明朝特别为他设立一个军区,叫作东江镇,升毛文龙为总兵。

那时袁崇焕刚出山海关,还未建功。明朝唯一能与清兵打一下的,只有毛文龙一军,所以他名气相当大。当时董其昌曾上奏说:国家只要有两个毛文龙,努尔哈赤可擒,辽地可复。他这道奏章,当然只有书法上的价值,但由此也可见到一般朝臣对毛文龙的观感。毛文龙不断升官,升到左都督,挂将军印,赐尚方剑。天启皇帝提到他时称为“毛帅”,不叫名字。

天启四年五月,毛文龙遣将沿鸭绿江、越长白山,攻入满清东部,被守将击败,全军覆没;五年六月及六年五月,曾两次派兵袭击满清城寨,两次都丧师败归。毛文龙打仗是不行的,可是连年袭击满清腹地,不失为有牵制作用。那时候明军一见清兵就望风而遁,毛文龙胆敢主动出击,应当说勇气可嘉。

天启七年正月,清兵征朝鲜,因为毛文龙不断在后方骚扰,于是分兵去攻他所驻守的铁山。毛文龙大败,逃上了皮岛。

他在中朝边区打游击时,虽然屡战屡败,却也能屡败屡战。上了皮岛之后,有了大海的阻隔,清军没有水师,安全感大增,加之又上了年纪,很快就腐化起来④。

他开始发挥后勤才能,在皮岛大做生意,征收商船通行税,那便是海上买路钱,派人去辽东和朝鲜挖人参。一方面向朝廷要粮要饷,又向朝鲜要粮食,理由是帮朝鲜抵抗清兵,要收保护费。朝鲜也只得时时运粮给他。他升官发财之后,对打仗更加没有兴趣了。当时皮岛驻军有二万八千,战马三千余匹,皮岛之东的身弥岛驻兵千余,作为皮岛的外围,宁锦大战之时,毛文龙手拥重兵在旁,竟不发一兵一卒去支援,也不攻击清兵后方作牵制。袁崇焕当然极不满意,但因管他不着,无可奈何。

天启年间,毛文龙不断以大量贿赂送给魏忠贤和其他太监、大臣,对朝中当权派的公共关系做得极好。天启五年,御史麦之令弹劾毛文龙,认为他无用,辽东军务不能依靠他。魏忠贤极力袒毛,说麦之令是熊廷弼的同党,将他杀了。这样一来,所有反对魏忠贤的东林党清流派都恨上了毛文龙。

崇祯接位后,毛文龙作风不改。朝廷觉得皮岛耗费粮饷太多,要派人去核数查帐。毛文龙多方推托,总之是不欢迎御用会计师驾临。

袁崇焕的新任命,理论上是有权管到皮岛东江镇的。朝中于是有人建议皮岛的粮饷经由宁远转运,意思是交由袁崇焕控制。甚至有人主张撤退皮岛守军,全部调去宁远。这些主张,都遭到毛文龙的抗拒,而兵部又对毛相当支持。

袁崇焕写信给首辅钱龙锡商量,要杀毛文龙。钱回信劝他一切慎重。袁在北京时,也曾和钱龙锡商议过杀毛的事,当时袁对钱龙锡说,要恢复辽东,必须从整肃东江镇的军纪开始。

袁崇焕决心要解决这件事。崇祯二年五月二十二日,袁崇焕离宁远,去和毛文龙会谈,约定了在旅顺附近的一个小岛上相会,这小岛叫做岛山⑤。从宁远经渤海到旅顺,和从皮岛经黄海到旅顺,海程大致相等,所以旅顺是一个中间地点,也可说是中立地带。那时毛文龙对袁崇焕已心存疑忌,如邀他到宁远相会,他是不肯来的。袁崇焕如去皮岛,却又是身入险地。

袁崇焕除座船外,带船三十八艘,出发前先试放西洋大炮,射程远的五六里,近的三四里。二十六日到双岛,登州的军官带了兵船四十八艘来会。二十七日到岛山停泊,旅顺的军官前来参见。袁崇焕带众将上山,到龙王庙去拜龙王,对众将训话:“本朝开国,中山王徐达、开平王常遇春诸君起初在鄱阳湖、采石矶大战,后来一直打到漠北,水战固然胜,马步战也胜,才能驱逐胡元,统一中国。现在你们的水师只能以红船在水上自守,满清鞑子不下海,难道能赶他们入海打水战么?所以水师必须也能陆战。”他的抱负是要将水师训练成为海军陆战队。

六月初一,毛文龙率领将士到达岛山,与袁互相交拜。毛文龙呈上礼帖三封和三桌筵席。在船中吃过,袁崇焕和他谈话,说道:“辽东海外,只有我和贵镇二人,务必同心共济,方能成功。我历险来此,旨在商议进取。军国大事,在此一举。我有一个良方,只不知生病的人肯不肯服这一帖药。”当晚两人直谈到二更。初二袁崇焕上岛,犒赏毛的部属,和毛又密谈到三更。初三日又再谈,袁崇焕要求皮岛设文官监军,粮饷由宁远转发,改编部队,连谈三日三夜,毛文龙始终不同意,到这时谈判终于破裂。袁崇焕给他最后一个机会,劝他辞职回乡。毛文龙说:“辞职回乡这件事,我一直是在盼望的。只不过我对辽东事务很熟悉,解决了满洲之后,可顺势袭取朝鲜了。”袁崇焕听他大言不惭,更是不满⑥。酒散后,袁传副将汪翥上船密议,五更方毕。通宵部署,要杀毛文龙了。

初四日,袁崇焕犒赏毛部兵将共三千五百七十五名,军官每名三五两不等,兵每名数钱,又将带来的饷银十万两交卸。同时和毛划分职权,此后旅顺以东由毛指挥,旅顺以西由袁指挥。毛文龙收到大笔银子,对指挥权的区划又十分满意,减少了提防警惕。

初五日,袁崇焕邀毛文龙一起检阅将士比赛射箭。相见后,袁崇焕说:“我明天要回宁远了。贵镇身当国家海外重寄,请受我一拜。”说着下拜,毛文龙跪下还礼。大家上山后,袁的亲信参将谢尚政指挥各营士兵布成一个大围。毛文龙和随从官员百余名在围内,将毛部兵丁都隔在围外。

袁崇焕问起毛文龙手下将官的姓名,居然大多数姓毛。袁崇焕觉得奇怪。毛文龙说:“他们都是我的义孙。”⑦袁崇焕笑了起来,跟着对毛部众将说道:“你们在海外辛苦,兵士每个月只有五斗米的粮,甚至家中几口人都分食此粮,想起来令人痛心。请大家受我一拜,感谢你们为国家尽力,以后大家不必担心没有粮饷。”当即下拜。众将磕头答礼,甚是感动。

袁崇焕随即提出几件事来责问毛文龙,毛文龙抗辩。袁崇焕不客气了,斥责道:“本部院披肝沥胆,与你说了三日,只道你回头是岸,也还不迟。哪晓得你狼子野心,总是一片欺诳到底。你目中没有本部院,那也罢了。方今圣天子英武天纵,国法岂容得你?”命人除下他衣冠,绑了起来。毛文龙的态度仍是十分倔强,自称无罪有功。

袁崇焕厉声道:“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,瞧我不起。本部院却是能管将官之人。你说没有罪么?你犯了十二大罪,我数给你听:“一、明朝的制度,大将在外,必由文臣监督,你专制一方,军马钱粮不肯受核。二、杀戮降人难民,谎报冒功,说杀的是清兵。三、宣称如果南下,取登州和南京犹如反掌。四、每岁饷银数十万,但发给兵士的粮饷每月只有三斗半,侵盗军粮。五、在皮岛开马市,擅自与外国贸易。六、部将数千名都冒称姓毛,擅自封官。七、败退时剽掠商船。八、你自己强抢良家妇女,部下效尤。九、驱策难民到辽东去偷挖人参,不肯去的就不发粮食,让他们大批在岛上饿死。十、将大量金银送去京师贿赂,拜魏忠贤为义父,在岛上替魏忠贤塑像。十一、铁山一仗,大败丧师,却报称有功。十二、设立军区已达八年,不能恢复寸土,观望养敌。”

这十二条罪状数了出来,毛文龙魂不附体,只有叩头求饶。

袁崇焕问毛的部将:“毛文龙该斩么?”诸将都吓得不敢作声。有人说毛文龙这些年来虽无功劳,但也辛苦出力。袁崇焕叱道:“毛文龙本来只不过是个寻常百姓,现今官居极品,满门封荫,已足够酬答他的辛劳了,为甚么他还这样悖逆?”

于是向着北京叩头,宣称:“臣今天诛毛文龙以整肃军纪,诸将中若有行为如毛文龙的,也一概处决。臣如不能成功,请皇上也像诛毛文龙一样的处决臣!”请出尚方剑来,命旗牌官将毛文龙在帐前斩决,向毛文龙部属谕示:“只诛毛文龙一人,其余各人一概无罪。”毛文龙麾下将士无一敢动。袁崇焕命人收殓毛文龙,次日开吊拜奠,说:“昨日斩你,是为了朝廷大法。今日祭你,是为了僚友私情。”

随即将毛部分为四队,派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禄、副将陈继盛等四人分领,犒赏军士,尽除皮岛毛文龙的虐政。回宁远后上奏禀报,最后说:毛文龙是大将,不是臣有权可以擅自诛杀的。臣犯了死罪,谨候皇上惩处。

崇祯得讯,大吃一惊,非常不以为然。但想毛文龙已经死了,目前又正倚赖袁崇焕尽力,只得下旨嘉奖他一番,又下旨公布毛文龙的罪状,逮捕毛文龙的驻京办事处主任,以安袁崇焕之心。

袁崇焕担心毛文龙的部下生变,奏请增加饷银。但查核部队实数,兵员比毛文龙虚报时少得多了。崇祯见兵员少了,饷银反增,颇为怀疑,但都一一批准。以崇祯这样刚强的性格,这时迫于形势而不敢得罪袁崇焕,实已深深伏下了杀机。

毛文龙在皮岛,俨然是独立为王的模样,不接受朝廷派文官监察核数、滥杀难民冒功、侵吞军粮、军纪不肃,的确有罪。但袁崇焕以尚方剑斩他的方式,却也未免太戏剧化了些。明朝赐尚方剑给主帅,用意是给主帅以绝对权威,部将如不听指挥,立即可以诛杀。然而毛文龙的罪行都非紧急,也不是反叛作乱。何况毛文龙也是受赐尚方剑的。

毛文龙在皮岛,毕竟曾屡次出兵,骚扰满清后方,是当时海上惟一的一支机动游击队,满清对他也一直颇为重视忌惮。

这十二条罪状中,有几条平心而论并不能成立。毛文龙说取登州、南京如反掌,只不过一时夸口,并非真的要造反;向外国买马,当是军中需要;擅自封官是得到朝廷授权的,部将喜欢姓毛,旨在拍主帅的马屁,也没有甚么大不了;不能恢复寸土,只能说他无能,却非有罪,要打败清兵,恢复失地,谈何容易?在岛上为魏忠贤塑像,更难以加他罪名。天启年间,魏忠贤权势熏天,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、塑像而向他跪拜。当时袁崇焕在宁远也建了魏忠贤的生祠。时势所然,人人难免。

毛文龙死后,部将心中不服,颇有逐渐叛去的,其中重要的叛将有孔有德、耿仲明、尚可喜。这三人投降满清,为清朝出了很大力气,后来都封王。清初四大降王,除吴三桂外,其余孔、耿、尚三人都是毛文龙的旧部。不过这也不能说是袁崇焕的过失⑧。

对于“杀毛事件”,当时舆论大都同情毛。一般朝臣认为,毛文龙即使有罪,他是一个大军区司令,也只能由皇帝下旨诛杀。皇帝的统治手段,主要只是赏与罚。袁崇焕擅杀大将,是严重的侵犯了君权。

我也觉得袁崇焕这件事做得不对,过分的横蛮。将毛文龙逮捕,押解北京,交由皇帝去处置,才是合理的方式。当时小说盛行,有人做了小说来称誉毛文龙。一部是四十回的《辽海丹忠录》,是杭州人陆云龙所作,大捧向乡毛帅。另一部是作者不署名的《铁冠图》(不是讲李自成事迹的那一部),以毛文龙为主角。

当时大名士陈眉公对“杀毛事件”抨击甚烈。另一个大名士钱谦益是毛文龙的朋友,对朝野舆论当然也有影响。《明季北略》甚至说:袁崇焕捏造十二条罪名来害死了毛文龙,与秦桧以十二道金牌来害死了岳飞完全一样。却又是过分的批评了。

推测袁崇焕所以用这样的断然手段杀毛,首先是出于他刚强果决的性格。其次,文人带兵,一定熟读孙子兵法,对于孙子杀吴王爱姬二人、因而使得宫中美女尽皆凛遵军法的故事,对于“将在军,君命有所不受”的军法观念,一定印象十分深刻。那时候宁远、锦州、蓟州各处军事要地都曾发生兵变,如不整饬军纪,根本不能打仗。袁崇焕明知这样做不对,还是忍不住要杀毛,推想起来,也有自恃崇祯奈何他不得的成分。最后,毛文龙接近魏忠贤,袁崇焕接近东林清流,其中也难免有些党派成见。

①督师本来比总督略高,但在于谦的时候还没有设督师当时总督是地位最高的带兵文官。见吴晗:《明代的军兵》。

②即今辽宁省安东之北的九连城,与朝鲜的义州隔鸭绿江相对。

③皮岛在朝鲜写作椴岛。这个“椴”字,汉文音“驾”,但朝鲜人读作Pi音,所以中国人就简称为皮岛。有一本相当流行的讲清史的通俗著作说皮岛即海洋岛,地理弄错了。海洋岛在皮岛和大连之间,离皮岛约一百海里。皮岛是朝鲜地方,海洋岛是中国地方。

④据朝鲜派去皮岛的使者记载:毛文龙每天吃五餐,其中三餐有菜肴五六十品,宠妾八九人,珠翠满身,侍女甚多。

⑤一般书籍(包括《明史》)上记载,都说袁毛的会晤地是在双岛。《荆驼逸史》中辑有《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记》一文,采用的是日记体,从五月二十二日袁崇焕出发到六月十一日回宁远,逐日记录海程、所经岛屿、风势、船只、兵员、官员姓名等等,十分详尽,作者显然是袁崇焕随行的幕僚或部属。他写作态度异常忠实,对于袁毛密谈三日三夜,只记两人“二更后方散”、“密语三更方散”,记录两人密谈后的神色,却不记密语内容,全天凭空推测的言辞,合于现代要求最严格的报导体。该书记载袁毛相会的地点是在岛山,离旅顺陆路十八里,水路四十里,距双岛有半日水程,中间隔了松木岛、猪岛、蛇岛、虾蟆岛等许多岛屿。我比较各种资料,觉得岛山的说法更为可信。

⑥《始末记》记载当时情形说:“酒叙至终,(袁)方有傲状,毛帅有不悦意态。”

⑦后来大大有名的孔有德、耿精忠、尚可喜都是毛文龙的义孙,那时叫做毛有德、毛精忠、毛可喜。

⑧梁启超在《袁崇焕传》中说:“吾以为此亦存乎其人耳。毛文龙不死,安知其不执梱(注:原字实在是打不出来,应该在“困”字部首下加一走之儿,俗称走之底。原处处理为空)为诸降王长?”意思说,毛文龙如果不死,说不定他反而是第一大降王呢。然而这也是揣测之辞了。

十二

这时候朝廷又欠饷不发了。袁崇焕再上奏章,深深忧虑又会发生兵变,更忧虑兵卒哗变后不再接受安抚,从此变为“大盗”。他说一定要发生一次兵变,才发一次欠饷,而发了欠饷之后,又一定将负责官员捉去杀了一批,这样下去,永远是“欠饷——兵变——发饷——杀官——欠饷”的循环①。这道奏章,当然只有再度加深崇祯对他的憎恨。

崇祯二年春,袁崇焕上奏,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,已不足虑,但蓟门单弱,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。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,懦弱而不懂军事。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,第一道奏章上去,朝廷没有多加理会,他再上第二道、第三道。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,但始终迁延不行。拖到十月,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,正在袁崇焕料中。首当其冲的,正是刚刚发生过索饷兵变的遵化。

明朝初年为了防备蒙古人,对北方边防是全力注意的,好好修筑了长城,设立辽东、蓟州、宣府、大同、太原(统偏头、宁武、雁门三关)、陕西、延绥、宁夏、甘肃九大边防军区,那便是所谓“九边”。东起鸭绿江,西至酒泉,绵延数千里中,一堡一寨都分兵驻守。但后来注意力集中于辽东,其他八镇的防务就废弛了。

明太祖本来建都南京,成祖因为在北京起家,将都城迁了过去。在中国整个地形上,北京偏于东北,和财赋来源的东南相距甚远。最不利的是,北京离国防第一线的长城只有一百多里,敌军一攻破长城,快马奔驰半天,就兵临北京城下。金元两朝以北京为首都,因为它们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,不敢深入中原,一旦有变,可以立刻转身逃回本土。明朝的情况却根本不同。成祖对蒙古采取攻势,建都北京便于进攻,后来兵力衰弱,北京地势上的弱点立刻暴露无遗②。本来,两个互相敌对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期对峙的,僵持一段时期之后,终究是非进则退③。明朝既坚决不肯和满清议和,形势上又无力进攻,再将京城暴露在敌人大兵团朝发夕至的极近距离之内,根本战略完全错误。以汉人为主的中华民族所以伟大,主要是在文治教化,征战本非所长④,如果基本战略一错,局势就难以收拾了。

这次进军皇太极亲自带兵,集兵十余万,知道袁崇焕守在东路,攻打不进,于是由蒙古兵作先导,绕道西路进攻。出发前对王公大臣说:“明朝若是肯和,我们采参开矿,与他们交易,换来布匹,大家共享太平,岂不极好?但我几次三番的求和,明朝总是不允,这次非狠狠打一仗不可。”十月初五,抵达喀喇沁的青城。这条路很远,行军不便,诸将见到了前途的艰难,不少人便主张退兵,其中以代善及莽古尔泰两大贝勒主张最力,认为:深入敌境,劳师袭远,如果粮匮马疲,又怎么回得去?纵使攻进了长城,明人势必聚集各路兵马围攻,我们便众寡不敌,要是后路遭到堵截,恐无归路。金人的根本是在辽宁、吉林一带。从山海关进攻北京,那是安全的进军路线,如果打不胜,退回去就是了。现在远远的绕道蒙古,当时运输工具简陋,粮草很容易接济不上。那时代善四十九岁,是皇太极的二哥,莽古尔泰四十三岁,是皇太极的五哥,两人比较老成持重。

少壮派大将岳托与济尔哈朗等人则支持皇太极(当时三十八岁,排行第八)的进军主张。岳托是代善的儿子,当时年龄不详,相信最多三十岁,济尔哈朗是皇太极的堂弟,三十四岁,都是勇气十足。那日开军事会议密商,直开到深夜,在皇太极的坚持下决定继续进攻。但皇太极也知道此行极险,第二日早晨重申军令,不准吃明人的熟食,以防下毒,不准酗酒,采取柴草时必须众人同行,不可落单,充分显露了战战兢兢的心情。皇太极爱读《三国演义》,这次出师,很有邓艾伐蜀、深入险地的意味⑤。

自青城行了四天,到老河,兵分三路,皇太极命岳托、济尔哈朗率右翼四旗和右翼诸部蒙古兵攻大安口;七哥阿巴泰、十二弟阿济格率左翼四旗及左翼诸部蒙古兵攻龙井关;他自己亲率中军攻洪山口。三路先后攻克,进入长城,进迫遵化。

袁崇焕于十月二十八日得讯,立即兵分两路,北路派镇守山海关的赵率教带骑兵四千西上堵截。他自己率同祖大寿、何可纲等大将从南路西去保卫北京。沿途所经抚宁、永平、迁安、丰润、玉田诸地,都留兵布防,准备截断清兵的归路。

崇祯正在惶急万状之际,听得袁崇焕来援,自然是喜从天降,大大嘉奖,发内帑劳军(这次是心甘情愿了),发表袁崇焕作各路援军总司令⑥。

袁崇焕部十一月初赶到蓟州,十一、十二、十三,三天中与清兵在马升桥等要隘接仗,每一仗都胜。清军半夜里退兵。

但北路援军却遭到了重大挫败。赵率教急驰西援,到达三屯营时,总兵朱国彦竟紧闭城门,不让他部队进城。赵率教无奈,只得领兵向西迎敌,在遵化城外大战,被清军阿济格所部的左路军包围歼灭,赵率教中箭阵亡。遵化陷落,巡抚王元雅自杀。

清军越三河,略顺义,至通州,渡河,进军牧马厂,兵势如风,攻向北京。大同总兵满桂、宣府总兵侯世禄中途堵截,都被击溃。满、侯两部兵马退保北京。

袁崇焕得到赵率教阵亡、遵化陷落的消息,既伤心爱将之死,又知局面严重,于是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,比清军早到了二天,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。

袁崇焕一到,崇祯立即召见,大加慰劳,要他奏明对付清兵的方略,赐御馔和貂裘。同时召见的还有满桂。他解去衣服,将全身累累伤疤给皇帝看,崇祯大为赞叹。袁崇焕以士马疲劳,要求入城休息。但崇祯心中颇有疑忌,不许他部队入城。袁崇焕要求屯兵外城,崇祯也不准,一定要他们在城外野战。

清兵东攻,一路上势如破竹,在高密店侦知袁军已到,都是大惊失色,万万想不到袁崇焕会来得这样快。

二十日,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。袁崇焕这时候不能再轻袍缓带、谈笑用兵了,他穿了甲胄,亲自上阵督战。从上午八时打到下午四时,恶斗八小时,胜负不决。

满桂率兵五千守德胜门。当时北京军民在城头观战,但见清兵冲突而西,从城上望下来,如黑云万朵,挟迅风而驰,须臾已过。一场激战,满桂受伤,血染征袍,五千兵只剩下了三千人。清兵威猛如此,北京人自然看得心惊胆裂。北京城头守军放大炮支援满桂,但炮术奇差,炮弹打入满桂军中,杀伤了不少士卒。

主战场是在广渠门。袁崇焕和清兵打到傍晚(幸好城头守军没有放炮支援袁军),清兵终于不支败退,退了十余里。袁军直追杀到运河边上。这场血战,清军劲旅阿巴泰、阿济格、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。袁崇焕也中箭受伤⑦。

这一役之后,清兵众贝勒开会检讨。皇太极的七哥阿巴泰按军律要削爵。皇太极说:“阿巴泰在战阵和他两个儿子相失,为了救儿子,才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作战,然而并不是胆怯。我怎么可以定我亲哥哥的罪?”便宽宥了他⑧。可见这一仗清军败得很狼狈。

皇太极与诸贝勒都说:“十五年来,从未遇到过袁崇焕这样的劲敌。”于是不敢再逼近北京,驻兵在海子、采囿之间。

袁崇焕来援北京时,因十万火急,只带了马军五千作先头部队,其后又到了骑兵四千,广渠门这场大战,是以九千兵当十余万大军,其实是胜得十分侥幸的。当时一来袁军一鼓作气,奋勇抗敌,二来清军突然遇到袁军,心中先已怯了,斗志不坚。

袁崇焕知道这一仗侥幸获胜,在军事上并不可取,尤其在京城外打仗,更不能贪图侥幸。他对部属说:“按照兵法,侥幸得胜,比打败仗还要不好。”因为碰运气而打胜,也可因运气不好而败,一败就不可收拾。但如谋定而后战,事先筹划好第二个步骤,即使败了一仗,也无大患。可是崇祯见清兵没有远退,不断的催促袁崇焕出战。袁崇焕说,估计关宁步兵全军于十二月初三、初四可到。一等大军到达,就可和清兵决战。

这时清军中的大将见到袁崇焕兵少,主张立刻攻城。皇太极终是忌惮袁崇焕,不肯攻城,推托说是怕损失良将。

其实即使在袁崇焕步军大队开到之后,还是不应和清兵决战。明军的战斗力远不如清兵,双方人数如约略相等,明军胜少败多。在京城外决战,在明方是太过冒险,万一(其实不是万一,而是极有可能)袁军溃败,甚至全军覆没,北京立刻失陷,崇祯就得提前十五年上吊了。决不能拿京师和皇帝来孤注一掷,作为赌注。但多过得一天,明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勤王之师便多到一批。任何平庸的将才也看得到:应当大军在城外坚守不战,派游军去截断清兵的粮道,焚烧清兵粮草,再派兵去占领长城各处要隘,使清兵完全没有退路,然后与清兵持久对抗。简单说来,就是“坚壁清野”。

在任何地方打仗,都须设法立于不败之地。在京城抗敌,更是绝对要立于不败之地。除非先将皇帝与统帅部先行撤出京城。

时间一久,清军身在险地,军心必然动摇,困在北京郊外,进是进不得,退又退不了,变成了瓮中之鳖。这时袁崇焕兵权统一,只待援军云集,就可对清军四面重重围困。两军交战,胜败之分全在乎一股气势。明军战斗力虽然不行,但眼见必胜,兵将都想立功,自然不会一触即溃。三个月、四个月的打下来,清兵非覆没不可。

在这其间,明军应当再派兵进攻辽阳、沈阳。清兵倾巢而出,本部全然空虚。明军要攻占辽沈决非难事。取得辽沈后,将一些清军的家属送去清军营中,清兵哪里还有斗志?

事实上当然不能这样顺利。皇太极和众贝勒善于用兵,立刻就会全军急退,冲出长城,如果退得早,退得快,明军尚未合围,相信袁崇焕拦他们不住。但西路沿途追击,东路另出大军去攻辽沈而作牵制,清兵大军虽能退回本部,却非输得一败涂地不可。

皇太极这次偷袭实在十分冒险。孙子兵法的重要原则是:设法引敌人进入于我有利的阵地;让敌人辛辛苦苦的远道来攻,我以逸待劳;敌人初来时兵势锋锐,应当持重不战,待得敌人困顿怠懈而想退兵之时,便乘机进击⑨。这些求之不得的良机,突然之间都出现了。袁崇焕熟读孙子兵法,以他的大才,当然能善于利用,就算不能一举而灭了满清,至少也可以令清兵十余年不敢再来进犯。

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猛攻斯大林格勒。苏军一面扼守坚城,一面另遣大军抄德军后路,终于聚歼德军三十三万人。经此役后,德军就此一蹶不振。苏军元帅朱可夫的战略,基本原则也不过是“守坚城,抄后路,聚歼之”九字而已。

然而崇祯是个十分急躁、毫无韧力的青年,那时还没满十九岁,一见袁崇焕按兵不动,登时便不耐烦起来,不住的催他出战。袁崇焕一再说,要等步兵全军到达才可进攻,现在只有九千骑兵,和敌兵十余万决战,难求必胜。料想崇祯就怀疑起来了:“你不肯出战,到底是甚么居心?想篡位么?想胁迫我答应议和么?你从前不断和皇太极书信往来,到底有甚么密谋?你为甚么一早就料到金兵要从西路来攻北京?”他的性格本来就十分多疑,敌军兵临城下,又惊又怕之际,想象力定然十分丰富。

这时又有尤世威一路援兵到达,另有侯世禄部一军,两路部队人数不多,战斗力也不强,如派去和清兵交锋,一战即溃,反而扰乱全军军心,影响京师城防。袁崇焕派尤世威部去守昌平,那是明成祖以来历代皇帝的陵寝所在,如果给清兵攻占,掘了皇帝祖宗的坟墓,此事非同小可。他派侯世禄部去守三河,以作蓟州的后应,目的是牵制清军,乘机可截断清兵归路。北京的卫戍部队本来有所谓“京营”,在明太祖时是全国诸军之冠,精锐之极,可是这时久未训练,早已无用⑽,所以袁崇焕派满桂和自己所带的九千骑兵守北京。

崇祯见他并不将所有援兵都调来守北京,更加忧虑重重。总之,他见清兵来攻,已吓得魂飞魄散,只盼望所有援军的一兵一卒,都在北京城外保卫他皇上万岁一个人。他完全不明白打仗的道理。一支部队如果派出去攻击敌军后路,所发生的作用,往往比守在北京城外要大得多。

清兵于十一月二十七日退到南海子,溃败之后,心中不忿,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出气。北京城里居民的心理是和皇帝一样的,顾到的只是自己身家性命,大家听信了谣言,说袁崇焕不肯出战,别有用心。许多人说清兵是他引来的,目的在“胁和”,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。于是有人在城头向城下的袁部骑兵抛掷石头,骂他们是“汉奸兵”。石头砸死了几名兵士。

这种盲目的群众心理,实在是很可怕的,近代的群众心理学书籍中常有提到。第一次宁远大战,清兵猛攻,眼见城破在即,百姓就大骂袁崇焕害人,清兵退后,便即大哭拜谢。据动物学家的调查报告,合群的动物(如老鼠)在遇到危难时,往往会撕杀同类,或许是出于同一心理。

就在这时候,清兵捉到了两名明官派在城外负责养马的太监,一个叫杨春,一个叫王成德。皇太极心生一计,派了副将高鸿中、参将鲍承先、宁完我、巴克甚、达海等人监守。俘虏了两名小小太监,何必要派五名将领来监守?其中当然有计。高、鲍、宁三人是投降满清的汉人。到得晚上,鲍承先与宁完我二人依照皇太极所授的密计,大声“耳语”,互相说道:“这次撤兵,并不是我们打了败仗,那是皇上的妙计。你不见到么?皇上单独骑了马逼近敌人,敌人军中有两名军官过来,参见皇上,商量了好久,那两名军官就回去了。皇上和袁督师已有密约,大事不久就可成功。”

这两名太监睡在旁边,将两人的话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十一月三十日,皇太极命守者假意疏忽,让杨春逃回北京。杨春将听到的话一五一十的禀报了崇祯⑾。

第二天,十二月初一,崇祯召袁崇焕和祖太寿进宫,问不了几句,就喝令将袁崇焕逮捕,囚入御牢。

祖大寿眼见之下,吓得手足无措,出北京城后等了三天,见袁崇焕始终没有获释。崇祯派太监向城外袁部宣读圣旨,说袁崇焕谋叛,只罪一人,与众将士无涉。众兵将在城下大哭。祖大寿与何可纲惊怒交集,立即带了部队回锦州去了⑿。正在兼程南下赴援的袁部主力部队,在途中得悉主帅无罪被捕,北京城中皇帝和百姓都说他们是“汉奸兵”,当然也就掉头而回。

中国历史上甚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,但敌军兵临城下而将城防总司令下狱,却是第一次发生。

崇祯见祖大寿带领精兵走了,不理北京的防务,这一下可急起来了,忙派了内阁全体大学士与九卿到狱中,要袁崇焕写信招祖大寿回来。袁崇焕心中不服,不肯写,说道:“皇上如有诏书,要我写信,我当然奉旨。再说,我本来是督师,祖大寿听我命令。现今我是监狱里的犯人,就算写了信,祖大寿也不会重视。”但崇祯不肯低头,不肯正式下旨命他写信,只是不断派太监出来催促。后来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劝袁崇焕说:“你的忠心和大功,天下皆知。君要臣死,不得不死,终须以国家为重。”袁崇焕想到了“以国家为重”五字,于是克制了自己的倔强脾气,写了一封极诚恳的信,要祖大寿回兵防守北京。

这时候祖大寿已冲出山海关北去,崇祯派人飞骑追去送信。追到军前,祖大寿军中喝令放箭,这时袁部将士怒不可遏,已把崇祯当敌人了。送信的人大叫:“我奉袁督师之命,送信来给祖总兵,不是朝廷的追兵。”祖大寿骑在马上,等他过来。使者递过信去。祖大寿读了信后,下马捧信大哭,一军都大哭。祖大寿对母亲很孝顺,他母亲又很勇敢,儿子行军打仗,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常常跟着部队。这时她劝儿子说:“本来以为督师已经死了,咱们才反出关来,谢天谢地,原来督师并没有死。你打几个胜仗,再去求皇上赦免督军,皇上就会答允。现今这样反了出去,只有加重督师的罪名。”

祖大寿觉得母亲的话很对,当即回师入关,和清兵接战,收复了永平、遵化一带。也即是切断了清兵的两条重要退路⒀。

如果这时崇祯立刻悔悟,放袁崇焕出来重行带兵,仍然大有击破清兵的机会。但崇祯只是一味急躁求战,下旨分设文武两经略。这又是事权不统一的大错误,大概他以为文武分权,总不能两个经略一起造反。文经略是兵部尚书梁廷栋,武经略是满桂。

清兵于十二月初一攻克良乡,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,皇太极大喜,立即自良乡回军,至芦沟桥,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,迫近北京永定门。

申甫的所谓“车营”,是崇祯在惶急中所做的许多可笑事情之一。申甫本来是个和尚,异想天开的“发明”了许多新式武器,包括独轮火车、兽车、木制西式枪炮等等,自吹效力宏大。崇祯信以为真,立即升他为副总兵,发钱给他在北京城里招募了数千名市井流氓,成立新式武器的战车部队。大学士成基命去检阅新军,认为决不可用,崇祯不听。皇太极回师攻来时,这个战车部队出城交锋,一触即溃,木制大炮自行爆炸,和尚发明家阵亡。

满桂身经百战,深知应当持重,不可冒险求战,但皇帝催得急迫之至,若不出战,势必与袁崇焕一样,无可奈何之下,只得与总兵孙祖寿、麻登云、黑云龙等集骑兵、步兵四万列阵。皇太极令部属冒穿明兵服装,拿了明军旗帜,黎明时分突然攻近。明军不分友敌,登时大乱,满桂、孙祖寿都战死,黑云龙、麻登云被擒。京师大震。

这时祖大寿、何可纲等得到袁崇焕狱中手书,又还兵来救。皇太极对袁部终是忌惮,感到后路所受到的威胁严重,于是并不进攻北京,写了两封议和的信,放在安定门和德胜门城门口,取道冷口而还辽东。

当清兵围城时,崇祯的张皇失措,不单表现在将袁崇焕下狱一事上,此外倒霉的大臣还有不少。他认为兵部尚书王洽处置不善,下狱。王洽相貌堂堂,魁梧威猛,当时是很出名的。崇祯用他做兵部尚书,就是看中了他的相貌,说他像个“门神”。当时北京人私下说,门神一年一换,这个王门神的兵部尚书一定做不长久。果然不到过年,门神就除下来了。围城时一切混乱,监狱中的囚犯乘机大举越狱,于是刑部尚书和侍郎下狱。崇祯又“发觉”北京的城墙不大坚固,似乎挡不住清兵猛攻,其实,那时城墙就算坚固之极,他也会觉得还不够坚固,于是将工部尚书和工部几名郎中一起在朝廷上各打八十棍再下狱。三个郎中两个年老、一个体弱,都在殿上当场活活打死了。至于那个蓟辽总督刘策,他负责的长城防线被清兵攻破,崇祯将他处死,更是不在话下。

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着实不少,本来由袁崇焕统一指挥,大可发挥威力。袁崇焕一下狱,各路兵马军心大乱,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,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,成为“流寇”的骨干。“流寇”本来都是饥民,只会抢粮,不会打仗,这些溃兵一加入,有了军事上的领导,情形完全不同了。“流寇”真正成为明朝的威胁,就从那时开始。

①《明清史料》甲编,崇祯二年五月,袁崇焕奏:“今各边兵饷,历过未给二百余万。凡请饷之疏,俱未蒙温谕,而索饷兵哗,则重处任事之臣。一番共哗,一番发给,一番逮治。哗则饷,不哗则不得饷。去年之宁远,今年之遵化,谓哗不由饷乎?近各镇多以哗矣。哗不胜哗,诛不胜诛,外防虏讧,内防兵溃。如秦之大盗,哗兵为倡,可鉴也。”

②黄宗羲《明夷待访录·建都》:“北都之亡忽焉,其故何也?曰:亡之道不一,而建都失算,所以不可救也……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,而英宗狩于土木,武宗困于阳和,景泰初京城受围,嘉靖二十八年受围,四十三年边人阑入。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,上下精神毙于寇至,日以失天下为事,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?”

C.P.Fitzgerald:China,A Short Cultural History(注:C.P.Fitzgerald:China,AShortCulturalHistory)(中国文化简史):“首都的地位,是明朝主要的弱点之一,是它覆亡的主要原因。”该书对明朝建都北京的不利有详细分析,见P.463-464(注:P.463-464)。

③Arnold Toynbee:A Study of History(注:ArnoldToynbee:AStudyofHistory)(历史研究)的引论中说:“一个比较文明的社会与一个比较落后的社会之间的疆界,如果不再推移,疆界不会就此平衡稳定,时间过去,发展会倾向于对比较落后的社会有利。”

④Bertrand Russell:The Problem of China(注:BertrandRussell:TheProblemofChina)(中国问题):“中华帝国所以能够一直持续到今日,并非由于任何军事技术;相反的,以它的疆域和资源来说,在大多数时间中,它在战争中的表现都是衰弱无能的。”

⑤皇太极在回军的谕示中说,此行是“渡陈仓、阴平之道,(定)破釜沉舟之计。”

⑥《崇祯长编》,十一月十五日兵部有疏云:“畿东州县,风鹤相惊,人无固志。自督师提兵入援,分派驻防,遂屹然无恙。”得旨:“谕兵部:袁崇焕入关赴援,驻师丰润,与蓟军东西猗角,朕甚嘉慰。即传谕崇焕,多方筹划,计出万全,速建奇功,以膺懋赏。”又谕:“各路援兵,全听督师袁崇焕调度。”崇祯这道上谕中,“计出万全”与“速建奇功”两件事根本是大大矛盾的。

⑦朝鲜对明清战事密切注意,所以朝鲜方面的记载也很有参考价值。据朝鲜《仁祖实录》卷二十二:“(袁)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……由间路驰进北京,与贼对阵于皇城齐化门。贼直到沙窝门。袁军门、祖总兵等,自午至酉,魔战十数合,至于中箭,幸而得捷,贼退兵三十里。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,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。”

⑧《清史稿·阿巴泰传》。

⑨《孙子》:“故善战者,致人而不致于人。”“以近待远,以佚待劳。”“故善用兵者,避其锐气,击其惰归。”

⑽《崇祯长编》二年十一月十七日,兵科给事中陶崇道疏言:“昨工部尚书张风翔亲至城头,与臣同阅火器,见城楼所积者,有其具而不知其名,有其名而不知其用,询之将领,皆各茫然,问之士卒,百无一识。有其器而不能用,与无器同;无其器以乘城,与无城同。臣等能不为之心寒乎?”明军守城,主要是靠火器,守城将士连火器都不会使用,由放大炮反而杀伤满桂部队可知。如果没有袁崇焕来援,北京非给清兵攻陷不可。

⑾据王氏《东华录》天聪三年所载。又据《崇祯长编》二年十二月甲子:“大清兵驻南海子,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、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,口称:‘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。’大清兵将杨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。”

⑿崇祯二年十二月甲戌,祖大寿疏言:“比因袁崇焕被拿,宣读圣谕,三军放声大哭,臣用好言慰止,且令奋勇图功以赎督师之罪,此捧旨内臣及城上人所共闻共见者,奈讹言日炽,兵心已伤。初三日,夜哨见海子外营火,发兵夜击,本欲拚命一战,期建奇功,以释内外之疑,不料兵忽东奔……”祖大寿此疏当然有卸免自己责任的用意,但当时士卒愤慨万分,自动东奔的情形也必存在。

⒀袁崇焕狱中写信、祖大寿接信后回师等情状见余大成《剖肝录》。永平即今卢龙县,当时为府治。

十三

袁崇焕蒙冤下狱,朝中群臣大都知他冤枉。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和成基命、吏部尚书王来光都上疏解救。总兵祖大寿上书,愿削职为民,为皇帝死战尽力,以官阶赠荫请赎袁崇焕之“罪”。袁崇焕的部属何之壁率同全家四十余口,到宫外申请,愿意全家入狱,代替袁崇焕出来。崇祯一概不准。

崇祯一定很清楚的知道,单凭杨太监从清军那里听来的几句话,就此判定袁崇焕有罪,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,何况这“群英会蒋干中计”的故事,人人皆知。皇帝而成了大白脸曹操,太也可羞。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:御史曹永祚忽然捉到了奸细刘文瑞等七人,自称奉袁崇焕之命通敌,送信去给清军。这七名奸细交给锦衣卫押管。崇祯命诸大臣会审,不料到第二天辰刻,诸大臣会齐审讯,锦衣卫报称:七名奸细都逃走了。众大臣相顾愕然,心中自然雪亮,皇上决心要杀袁崇焕。锦衣卫是皇帝的御用警察,放走这七名“奸细”,自然是出于皇帝的密旨。猜想起来,那御史曹永祚本来想附和皇帝,安排了七名假奸细来诬陷袁崇焕,但不知如何,部署无法周密,预料众大臣会审一定会露出马脚。崇祯就吩咐锦衣卫将七名奸细放了,更可能是悄悄杀了灭口。

对于这件事,负责监察查核军务的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向皇帝指出了严重责问。崇祯难以辩驳,只得敷衍他说,待将袁崇焕审问明白后,便即派去边疆办事立功,还准备升他的官。崇祯这个答复,其实已等于承认袁崇焕无罪①。

兵部职方司主管军令、军政,对军务内情知道得最清楚。职方司郎中(司长)余大成极力为袁崇焕辩白,与兵部尚书梁廷栋几乎日日为此事争执。当时朝廷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有两条,一是“叛逆”,二是“擅主和议”。所谓叛逆,惟一的证据是擅杀毛文龙,去敌所忌。袁崇焕擅杀毛文龙,手续上固有错误,可是毛死之后,崇祯明令公布毛文龙的罪状,又公开嘉奖袁崇焕杀得对,就算当真杀错,责任也是在皇帝了,已不能作为袁崇焕的罪名②。

嘉靖年间,曾有过一个类似的有名例子:在徐阶的主持下,终于扳倒了大奸臣严嵩、严世蕃父子。严世蕃十分工于心计,在狱中设法放出空气,说别的事情我都不怕,但如说我害死沈炼、杨继盛,我父子就难逃一死。三法司听到了,果然中计,便以此定为他的主要罪名。徐阶看了审案的定稿之后,说道:“这道奏章一上去,严公子就无罪释放了。”三法司忙问原因。徐阶解释理由:杀沈杨二人,是嘉靖皇帝下的特旨,你们说沈杨二人杀错了,那就是指责皇上的不是。皇上怎肯认错?结果当然释放严世蕃,以证明皇帝永远正确。三法司这才恍然大悟,于是胡乱加了一个“私通倭寇”的罪名,就此杀了严世蕃。

但崇祯对于这样性质相同的简单推论,竟是完全不顾。

至于“擅主和议”,也不过是进行和平试探而已,并非“擅缔和约”。袁崇焕提出缔和建议而给朝廷否决,崇祯如果认为他“擅主和议”是过失,当时就应加以惩处,但反而加他太子太保的官衔,自二品官升为从一品,又赐给他蟒袍、玉带和银币。又升又赏,“擅主和议”这件事当然就不算罪行了。

这时关外的将吏士民不断到总督孙承宗的衙门去号哭,为袁崇焕呼冤,愿以身代。孙承宗深信袁崇焕是无罪的,极力安抚祖大寿,劝他立功,同时上书崇祯,盼望以祖大寿之功来赎袁崇焕之“过”。崇祯不予理睬。

有一个没有任何功名职位的布衣程本直,在这时候显示了罕有的侠义精神。这样的事,纵然在轻生重义的战国时代,也足以轰传天下。

程本直与袁崇焕素无渊源,曾三次求见都见不着,到后来终于见到了,他对袁钦佩已极,便投在袁部下办事,拜袁为老师。袁被捕后,程本直上书皇帝,列举种种事实,为袁崇焕辩白,请求释放,让他带兵卫国。这道白冤疏写得怨气冲天,最后申请为袁崇焕而死③。崇祯大怒,将他下狱,后来终于将他杀了,完成他的志愿。

大学士韩(打不出来,左右结构,左边“火”,右边“广”)是袁崇焕考中进士的主考官,是袁名义上的老师,因此而被迫辞职。御史罗万爵申辩袁崇焕并非叛逆,因而削职下狱。御史毛羽健曾和袁崇焕详细讨论过五年平辽的可能性,因此而罢官充军。

当时朝臣之中,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,其余三成则附和皇帝的意思,其中主张杀袁崇焕最力的是首辅温体仁和兵部尚书梁廷栋。

温体仁是浙江乌程(吴兴)人,在《明史》中列于《奸臣传》。他和毛文龙是大同乡,一心要为毛报仇。梁廷栋和袁崇焕是同年,同是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,又曾在辽东共事。当时袁崇焕是他上司,得罪过他。他心中记恨,既想报仇,又要讨好皇帝。

崇祯身边掌权的太监,大都在北京城郊有庄园店铺私产,清兵攻到,焚烧劫掠,众太监损失很大,大家都说袁崇焕引敌兵进来。毛文龙在皮岛当东江镇总兵之时,每年饷金数十万,其中一大部分根本不运出北京,便在京城中分给了皇帝身边的用事太监。毛文龙一死,众太监这些大收入都断绝了。

此外还有几名御史高捷、袁弘勋、史范土等人,也主张杀袁崇焕,他们却另有私心。当袁崇焕下狱之时,首辅是钱龙锡,他虽曾批评袁崇焕相貌不佳,但一向对袁很支持。高捷等人在天启朝附和魏忠贤。惩办魏忠贤一伙奸党的案子叫做“逆案”,高捷、史(注:上下结构,上面一个“范”,下面一个“土”)等案中有名,只不过罪名不重,还是有官做。钱龙锡是办理“逆案”的主要人物之一。高捷一伙想把袁崇焕这案子搞成一个“新逆案”,把钱龙锡攀进在内。因为袁崇焕曾与钱龙锡商量过杀毛文龙的事,钱并不反对,只劝他慎重处理。“新逆案”一成,把许多大官诬攀在内,老逆案的臭气就可冲淡了。结果新逆案没有搞成,但钱龙锡也丢官下狱,定了死罪,后来减为充军。

满桂部队最初败退到北京时,军纪不佳,在城外扰民,北京百姓不分青红皂白,把罪名都加在袁崇焕头上。

个人的私怨、妒忌、党派冲突、谣言,交织成了一张诬陷的罗网,而最令人感到痛心的,是袁崇焕亲信谢尚政的叛卖。谢尚政是东莞人,武举,袁崇焕第一次到山海关、第一次上奏章就保荐他,说是自己平生所结的“死士”,可见是袁崇焕年轻时就结交的好朋友。他在袁的提拔下升到参将。袁杀毛文龙,就是这个谢参将带兵把毛部士卒隔在围外。兵部尚书梁廷栋总觉得要杀袁没有甚么充分理由,便授意谢尚政诬告,答允他构成袁的罪名之后可以升他为福建总兵。谢尚政利欲熏心,居然就出头诬告这个平生待他恩义最深的主帅。

以袁崇焕知人之明,毕竟还是看错了谢尚政。要了解一个人,那是多么的困难!袁崇焕对崇祯的胡涂与奸臣的诬陷,或许并不痛恨,因为崇祯与众奸臣本来就是那样的人,但对于谢尚政的忘恩负义,一定是耿耿于怀吧?或许,他也曾想到了,就算是岳飞,也被部下大将王贵所诬告,因而构成了风波亭之狱。只是王贵诬告,是由于秦桧、张俊的威迫,谢尚政却是受了利诱,比较起来,谢尚政又卑鄙些。可是谢尚政枉作小人,他的总兵梦并没有做成,不久梁廷栋以贪污罪垮台,查到谢尚政是贿赂者之一,谢也因此革职。

袁崇焕的罪名终于确定了,是胡里胡涂的所谓“谋叛”。崇祯始终没有叫杨太监出来作证。擅杀毛文龙和擅主和议两件事理由太不充分,崇祯无论如何难以自圆其说,终于也不提了。本来定的处刑是“夷三族”,要将袁崇焕全家、母亲的全家、妻子的全家都满门抄斩。余大成去威吓主理这个案子的兵部尚书梁廷栋:“袁崇焕并非真的有罪,只不过清兵围城,皇上震怒。我在兵部做郎中,已换了六位尚书,亲眼见到没一个尚书有好下场。你做兵部尚书,怎能保得定今后清兵不再来犯?今日诛灭袁崇焕三族,造成了先例,清兵若是再来,梁尚书,你顾一下自己的三族罢。”

梁廷栋给这番话吓怕了,于是和温体仁商议设法减轻处刑,改为袁崇焕凌迟,七十几岁的母亲、弟弟、妻子,几岁的小女儿充军三千里。母家、妻家的人就不牵累了④。

“凌迟”规定要割一千刀,要到第一千刀上才能将人杀死,否则刽子手有罪,那就是所谓“千刀万剐”。所以骂人“杀千刀”是最恶毒的咒骂。

袁崇焕被绑上刑场,刽子手还没有动手,北京的众百姓就扑上去抢着咬他的肉,直咬到了内脏。刽子手依照规定,一刀刀的将他身上肌肉割下来。众百姓围在旁边,纷纷叫骂,出钱买他的肉,一钱银子只能买到一片,买到后咬一口,骂一声:“汉奸!”⑤因为北京城的百姓认定,去年清兵围城是他故意引来的。很难说这样的谣言从何而来,是痛恨袁崇焕的大臣与太监们散播出去的?还是一般群众天生的喜欢听信谣言?又或许,受到了重大惊恐和损失的北京百姓需要一个发泄的对象?

从长远来说,人民的眼睛确是雪亮的,然而当他们受到欺蒙之时,盲目而冲动的群众,可以和暴君一样的胡涂,一样的残酷。但隔得远了一些,自己的生命财产并不受到直接的影响时,人们就可以冷静地思考了,所以除了北京城里一批受了欺骗的百姓,天下都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,连朝鲜的君臣百姓也知道他的冤枉,为他的被害感到不平⑥。

袁崇焕死后,骸骨弃在地下,无人敢去收葬。他有一个姓余的仆人,顺德马江人,半夜里去偷了骸骨,收葬在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。隔一道城墙,广渠门外的一片广场之上、城壕之中,便是八个半月之前袁崇焕率领将士大呼酣战的地方。他拚了性命击退来犯的十倍敌军,保卫了皇帝和北京城中百姓的性命。皇帝和北京城的百姓则将他割成了碎块。

那姓余的义仆终身守墓不去,死后就葬在袁墓之旁。非常奇怪的是,余君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在袁崇焕墓旁看守。直到民国五年,看守袁墓的仍是余君的子孙,他们说是为了遵守祖宗的遗训⑦。

程本直、余仆的行为表现了人性中高贵的一面。谢尚政的行为表现了人性中卑劣的一面。袁崇焕的死法,却又显示了群众在受到宣传的愚弄、失却了理性之后,会变得如何狂暴可怖。袁崇焕是一团火一样的人,在他周围,燃烧的是高贵的火焰、邪恶的火焰、狂暴的火焰。这些火焰就像他本人灵魂中的火焰那样,都是猛烈地闪亮的。

袁崇焕死后,旧部祖大寿、何可纲率军驻守锦州、宁远、大凌河要塞,清军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。崇祯四年八月,皇太极以倾国之师,在大凌河将祖大寿紧紧包围,十月间祖大寿不支投降。副将何可纲不降,被杀。祖大寿骗皇太极说可为满清去取锦州,但一到锦州,立即就守城,此后皇太极派大将几次进攻都打不下来。皇太极两次御驾亲征,攻锦州、攻宁远,都无功而退。直到崇祯十四年三月,清兵大军再围锦州,整整围攻一年,到第二年三月,先击溃了洪承畴十四万大军,祖大寿粮尽援绝,又再投降。祖大寿到顺治十三年才死,始终不曾为满清打过一仗,大概是学了《三国演义》中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的宗旨,满清也没有封他甚么官。比之满桂、赵率教、何可纲、孙祖寿等人,祖大寿有所不如,但比之其余的降清大将却又远胜了。

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。吴的父亲吴襄曾做宁远总兵,和祖大寿是关辽军中同袍,都是袁崇焕的部属。当明清之际,汉人的统兵大将十之七八是关辽一系的部队。吴三桂、孔有德、耿仲明、尚可喜、左良玉、曹文诏、曹变蛟、黄得功、刘泽清等都是。这些人有的投降满清,有的为明朝战死,都是极有将才之人,麾下都是悍卒健士。袁崇焕若是不死而统率这一批精兵猛将,军事局面当然完全不同了。吴三桂如是袁崇焕的部将,最多不过是“抱头痛哭为红颜”而已,根本没有机会让他“冲冠一怒”,为了陈圆圆而引清兵入关。

袁崇焕无罪被杀,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。从那时开始,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。更有人带了西洋大炮过去,满清开始自行铸炮。辽东将士都说:“袁督师这样忠勇,还不能免,我们在这里又干甚么?”⑧降清的将士写信给明将,总是指责明朝昏君奸臣陷害忠良⑨。

袁崇焕不是高瞻百世的哲人,不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,甚至以严格的军事观点来看,他也不是韩信、岳飞、徐达那样善于用兵的大军事家。他行事操切,性格中有重大缺点,然而他凭着永不衰竭的热诚,一往无前的豪情,激励了所有的将士,将他的英雄气概带到了每一个部属身上。他是一团熊熊烈火,把部属身上的血都烧热了,将一群萎靡不振的残兵败将,烧炼成了一支死战不屈的精锐之师。他的知己程本直称他是“痴心人”,是“泼胆汉”,全国惟一肯担当责任的好汉⑽。袁崇焕却自称是大明国里的一个亡命徒⑾。亡命徒是没有家庭幸福的,日日夜夜不得平安。官居一品,过的却是亡命徒生涯,只因这十年之中,他生命之火在不断的猛烈燃烧。

司马迁在《留侯世家》中说,本来以为张良的相貌一定魁梧奇伟,但见到他的图形,容貌却如美女一般。我们看到袁崇焕的遗像时,恐怕也会有这样的感觉。图像中的袁崇焕虽不怎样俊美,但洵洵儒雅,很难想像这样的一个人竟会如此刚强侠烈。

①钱家修《白冤疏》:“嗟嗟!锦衣何地?奸细何人?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?抑七人俱有翼而能上飞耶?总欲杀一崇焕,故不惜互为陷阱。”其中又说:“方天启年间,诸阳失卫,山海孤寒。当此时谁能生死忘心,身家不顾?独崇焕以八闽小吏,报效而东,履历风霜,备尝险阻,上无父母,下乏妻孥,夜静胡笳,征人泪落。焕独何心,亦堪此哉?毋亦君父之难,有不得不然者耳。”崇祯批答:“批览卿奏,具见忠爱。袁崇焕鞫问明白,即着前去边塞立功,另议擢用。”

②袁崇焕下狱后,毛文龙的朋友乘机要求为毛翻案,请求赐讠盒抚恤。崇祯不准,说毛之死是“罪有应得”,不准以袁崇焕为借口而翻案。见程本直:《漩声》。

③程本直《白冤疏》中说:“总之,崇焕恃恩太过,任事太烦,而抱心太热,平日任劳任怨,既所不辞,今日来谤来疑,宜其自取。独念崇焕就执,将士惊惶,彻夜号啼,莫知所处,而城头炮石,乱打多兵,骂詈之言,骇人听闻,遂以万余精锐,一溃而散。”最后说:“臣于崇焕,门生也。生平意气豪杰相许。崇焕冤死,义不独生。伏乞皇上骈收臣于狱,俾与崇焕骈斩于市。崇焕为封疆社稷臣,不失忠。臣为义气纲常士,不失义。臣与崇焕虽蒙冤地下,含笑有余荣矣。”

④朝廷抄袁崇焕的家,家里穷得很,没有丝毫多余的财产。他在辽西的家属充军到浙江,后来改充军到贵州,在广东东莞的充军到福建。《明史》说袁崇焕没有子孙。近人叶恭绰则说:“袁后裔不知以何缘入黑龙江汉军旗籍。”当时满清掳掠大量汉人至辽东为奴,我猜想袁崇焕的子孙多半是给满清掳掠了去,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,因而编入汉军旗籍。袁崇焕的冤狱,到清朝乾隆年间方才得以真相大白。《明史》完成于乾隆四年七月,其中《袁崇焕传》中,根据清方的档案纪录,直言皇太极如何用反间计的经过。乾隆皇帝隔了几十年,才读到《明史》中关于袁崇焕的记载,对袁的遭遇很是同情,下旨查察袁崇焕有无子孙,结果查到只有旁系的远房子孙,乾隆便封了他们一些小官,那已是乾隆四十八年的事了。

⑤见《明季北略》。

⑥清人所修的《明史·袁崇焕传》说:“遂磔崇焕于市……天下冤之。”朝鲜《仁祖实录》八年二月丁丑载:朝鲜的使者朴兰英到沈阳,满清的王公当着他面互相“耳语”,说袁经略果然和我们同心,只可惜事情败露而被逮捕。这样的国家机密,怎会当着外国使臣的面而互相耳语,故意让他听到?朴兰英明白他们的用意,只不过想借他而传言到明朝去,以便尽快杀了袁崇焕,所以他在给朝鲜国王的奏章中说:“此必行间之言也。”直到一百年之后,朝鲜的君臣们在讨论明朝覆亡的原因时,还说主要原因是杀袁崇焕(见朝鲜《英宗实录》六年十一月辛未,即雍正八年,公元一七三○年)。

⑦民国五年,东莞人张伯桢的儿子死了,他佩服袁崇焕,将儿子葬在袁墓的旁边。当时看守袁墓的仍是佘氏子孙,叫做余淇。张伯桢为袁崇焕的义仆也立了碑。

⑧杨士聪《五堂荟记》卷二:“袁既被执,辽东兵溃数多,皆言:‘以督师之忠,尚不能自免,我辈在此何为?’……封疆之事,自此不可问矣。”《明史·袁崇焕传》:“自崇焕死,边事益无人,明亡征决矣。”

⑨《明清史料》丙编,辽将自称“在此立功何用”,故“北去胡”而投降满清,其中有人致书旅顺明将:“南朝主昏臣奸,陷害忠良。”

⑽程本直《漩声》:“掀翻两直隶,踏遍一十三省,求其浑身担荷、彻里承当如袁公者,正恐不可再得也。此所以袁公值得程本直一死也。”

⑾程本直《漩声》中引袁崇焕的话说:“子何人哉?十年以来,父母不得以为子,妻孥不得以为夫,手足不得以为兄弟,交游不得以为朋友,予何人哉?直谓之曰:‘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也’可也。”

十四

崇祯所以杀袁崇焕,并不只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么简单。如果是出于一时误信,可说他只是愚蠢。《三国演义》写曹操误中周瑜反间计,听信蒋干的密报,立刻就杀了水军都督蔡瑁、张允,等到两人的首级献到帐下,曹操登时就省悟了,自言自语:“我中计了!”那只是片刻之间的事。然而崇祯于十二月初一将袁崇焕下狱,到明年八月十六才处死,中间有八个半月时间深思熟虑。他曾几次想放了袁崇焕,要他再去守辽,因此有“守辽非蛮子不可”的话,从宫中传到外朝来①。既然有这样的话,当然已充分明白皇太极的反间计。他称袁崇焕为“蛮子”,那是既讨厌他的倔强,却又不禁佩服他的干劲和才能。

然而为甚么终于杀了他?显然,崇祯不肯认错,不肯承认当时误中反间计的愚蠢。杀袁崇焕,并不是心中真的怀疑他叛逆,只不过要隐瞒自己的愚蠢。以永远的卑鄙来掩饰一时的愚蠢!

为甚么隔了这么久才杀他?因为清兵一直占领着冀东永平等要地,威胁北京,直到六月间才全部退出长城,在此以前,崇祯不敢得罪关辽部队。要等到京师的安全绝对没有了问题才动手。在此以前,他不是不忍杀,而是不敢杀。

崇祯在位十七年,换了五十个大学士(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),十四个兵部尚书(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,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)。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,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,杀死巡抚十一人、逼死一人。十四个兵部尚书中,王洽下狱死,张凤翼、梁廷栋服毒死,杨嗣昌自缢死,陈新甲斩首,傅宗龙、张国维革职下狱,王在晋、熊明遇革职查办。可见处死大臣,在他原不当是一件大事。这些兵部尚书中,有些昏愦胡涂,有些却也忠耿干练,例如傅宗龙,只因为向崇祯奏禀天下民穷财尽的惨状,崇祯就大为生气,责备他道:“你是兵部尚书,只须管军事好了,这些陈腔滥调,说它干甚么?”后来便将他关入狱中,关了两年。

崇祯传下来的笔迹,我只见到一个用在敕书上的花押,以及“九思”两个大字。“九思”出于《论语》。孔子说:君子有九种考虑:看的时候,考虑看明白了没有;听的时候,考虑听清楚了没有;考虑自己的表情温和么?态度庄重么?说话诚恳老实么?工作严肃认真么?遇到疑难,考虑怎样去向人家请教;要发怒了,考虑有没有后患;在可以得到利益的时候,考虑是不是该得。这就是所谓“九思”②。此人大书“九思”,但自己显然一思也不思。倒是在死后,得了个“思宗”的谥法,总算有了一思。

我九岁那一年的旧历五月二十,在故乡海宁看龙王戏。看到一个戏子悲怆凄凉的演出,他披头散发的上吊而死,临死时把靴子甩脱了,直甩到了戏台竹棚的顶上。我从木牌子上写的戏名中,知道这出戏叫作《明末遗恨》。哥哥对我说,他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。当时我只觉得这皇帝有些可怜。

一九五○年秋天,我在北京住了一段时候,曾去了崇祯吊死的煤山,望到皇宫金黄色的琉璃瓦,在北京秋日的艳阳下映出璀璨光彩,想到崇祯在吊死之前的一刹那曾站在这个地方,一定也向皇宫的屋顶凝视过了,尽管这人卑鄙狠毒,却也不免对他有一些悲悯之情。

他孤独得很,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,因为他任何人都不相信。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,北京在李自成猛攻下眼见守不住了,他召集文武百官商议,君臣相对而泣,束手无策。他用手指在案上写了“文臣个个可杀”六个字,给身边的近侍太监看了,当即抹去。他在自杀之前,用血写了一道诏书,留在宫中,对李自成说,这一切都是群臣误我的,你可以碎裂我的尸体,可以将我的文武百官尽数杀死③。可见他始终以为一切过失都是在文武百官,痛恨所有为他办事的人。

他哥哥天启从做木工中得到极大乐趣,依恋乳娘,相信魏忠贤一切都是对的,精神上倒很平安。崇祯却只是烦躁、忧虑、疑惑、跋徨,做十七年皇帝,过了十七年痛苦的日子。拚命想办好国家大事,却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才是。

皇帝是不能辞职的!

他没有一个真正亲信的人,他连魏忠贤都没有。他没有精神上的信仰,一度听了徐光启的劝告而信奉天主教,但他的爱子悼灵王生病,天主没有救活孩子的性命,他便对天主失却了信心。他没有真正的爱好。他不好色,连陈圆圆这样的美女送进宫去,他都不感兴趣而遣出宫来。

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,君主被敌人俘虏或杀死的很多,在政变中被杀的更多,但临危自杀的却只有崇祯一人。由于他的自杀,后人对他的评价便比他实际应得的好得多。只因他不好酒色,勤于政事,后人就以为他本身是个好皇帝。甚至李自成的檄文中也说他并不真的十分胡涂,只不过受到欺蒙,一切坏事都是群臣干的④。只因他遗诏中要求李自成不要杀死一个百姓,后人便以为他真的爱百姓(难道他十七年中所杀的百姓还少了?),只因他说过“朕非亡国之君,诸臣皆亡国之臣”,后人便以为明朝所以亡,责任是在群臣身上。其实他说这样的话,就表明他是合理的亡国之君。他拥有绝对的权力,却将中兴之臣、治国平天下之臣杀的杀、罢的罢,将一批亡国之臣走马灯般换来换去,那便构成了亡国之君的条件。

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、最腐败、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,到明末更成为中国数千年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。明朝当然应该亡,对于中国人民,清朝比明朝好得多。

然而袁崇焕抗拒满清入侵,却不能说是错了。当时满清对明朝而言是异族,是外国,清兵将汉人数十万、数十万的俘虏去,都是作为奴隶或农奴。清兵占领了中国的土地城市,总是烧杀劫掠、极残酷的虐待汉人。不能由于后代满清统治胜过了明朝,现在满族又成为中华民族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,就抹煞了袁崇焕当时抗御外族入侵的重大意义。正如将来世界大同之后,也不能否定目前各国保持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的主张。清朝比明朝好,只不过中国人运气好,碰到了几个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。然而袁崇焕当时是不会知道的。

只要专制独裁的制度存在一天,大家就只好碰运气。袁崇焕和亿万中国人民运气不好,遇上了崇祯。崇祯运气不好,做上了皇帝。他仓皇出宫那一晚,提起剑来向女儿长平公主斩落时,凄然说道:“你为甚么生在我家?”正是说出了自己的心意。他的性格、才能、年龄,都不配做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皇帝。归根结底,是专制制度害了他,也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。

在合理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下,万历可以成为一个精明的商人,最后被送入戒毒所。天启是一个精巧的木匠。崇祯做甚么好呢?他残忍嗜杀,暴躁多疑,性格中有强烈的犯罪倾向,在现代社会中极可能成为一个犯罪的不良青年,但如加以适当的教育与训练,可以在屠宰场中做屠夫(我当然并不是说屠夫有犯罪倾向),那也是对社会有贡献的,他不能做猎人,因为完全缺乏耐心。

后世的评论者大都认为,袁崇焕如果不死,满清不能征服中国⑤。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。只要崇祯是皇帝,袁崇焕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改变不了基本局面,除非他杀了崇祯而自己来做皇帝,这当然不符合他的性格。在君主专制独裁的制度之下,权力在皇帝手里。

袁崇焕死后二百三十六年,那时清朝也已腐烂得不可收拾了,在离开袁崇焕家乡不远的地方,诞生了孙中山先生。他向中国人指明:必须由见识高明、才能卓越、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。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权力的腐化,变成专横独断、欺压人民时,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。

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,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,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。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,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。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,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,这愿望经常落空。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,是中国人的不幸。孙中山先生不但说明了这个道理,更毕生为了铲除这个灾祸根源而努力。

在袁崇焕的时代,高贵勇敢的人去抗敌入侵,保卫人民;在孙中山先生的时代,高贵勇敢的人去反抗专制,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。在每一个时代中,我们总见到一些高贵的勇敢的人,为了人群而献出自己的一生,他们的功业有大有小,孙中山先生的功业极大,袁崇焕当然小得多,然而他们都是奋不顾身,尽力而为。时代不断在变迁,道德观念、历史观点、功过的评价也不断改变,然而从高贵的人性中闪耀出来的瑰丽光彩,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,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之中,也照亮了人类历史的道路。

历史上有许多人为人群立了大功业,令我们感谢;有许多人建立了大帝国和长久的皇朝,令我们惊叹。然而袁崇焕“亡命徒”式的努力和苦心,他极度悲惨的遭遇,这个生死以之的“痴心人”,这个无法无天的“泼胆汉”,却更加强烈的激荡了我们的心。

崇祯和袁崇焕两人的性格,使得这悲剧不可能有别的结局。两人第一次平台相见,袁崇焕提出“五年平辽”的诺言,杀机就已经伏下了。以后他请内帑、主和议、杀毛文龙,悲剧一步步的展开,杀机一层层的加深,到清军兵临北京城下而到达高潮。在这悲剧的高潮中,崇祯不许袁部入城是第一个波浪;袁部苦战得胜,崇祯催逼他去追击十倍兵力的清军,是第二个波浪;北京城里毁谤袁崇焕的谣诼纷传是第三个波浪;终于,皇太极使反间计而崇祯中计。至于后来的凌迟,已是戏剧结构上的荡漾余波⑥了。

即使没有皇太极的反间计,崇祯终于还是会因别的事件、用别的借口来杀了他的。

我们想象崇祯二年腊月中国北方的情形:在永平、滦州、迁安、遵化一带的城内和郊外,清兵的长刀正在砍向每一个汉人身上,满城都是鲜血,满地都是尸首⑦……

在通向长城关口的大道上,数十万汉人男女哭哭啼啼的行走,骑在马上的清兵挥舞鞭子在驱赶。清兵不断的欢呼大叫,这些汉人是他们俘虏来的奴隶,男的押去辽东为他们做苦工,女的分给兵将淫乐⑧……

在陕西,灾荒正在大流行。树皮草根都吃完了,饥饿的父母养不活儿女,只好将他们抛在城角的空场上,这些孩子有的在哭号,呼叫:“爸爸,妈妈!”有的拾起了粪便在吃。到第二天,这些孩子都死了。但又有父母抱了孩子来抛弃。做母亲的看着满地死儿,舍得把手里的孩子抛下来吗?但如带回家去,难道眼看他活活的饿死⑨……

流离在道路上的饥民不知道怪谁才好,只有怪天。他们向来对老天爷又敬又怕,这时反正要死了,就算在地狱中上刀山、下油锅也不管了,他们破口大骂老天爷,有气无力的咒骂,终于倒在地下,再也起不来⑽……

在北京城的深宫里,十八岁的少年皇帝在拍着桌子发脾气。他又是焦急,又是害怕,不断的问太监:“袁蛮子写了信没有?怎么还不写好?这家伙跟我过不去,非将他千刀万剐不可。你们再去催,叫他快写信给祖大寿!”他憔悴苍白的脸上泛起了潮红,眼中布满了红丝,不断的说:“杀了他!杀了他!”……

在阴森寒冷的御牢里,袁崇焕提笔在写信给祖大寿,砚台里会结冰吧?他的手会冻得僵硬吗?会因愤怒而颤抖吗?他的信里写的是些甚么句子?泪水一定滴上了信笺罢?

皇帝的信使快马驰出山海关外,将这封信交在祖大寿的手里。祖大寿读信之后,伏地大哭。讯息传了开去:“督师有信来!”

辽河大平原上白茫茫的一片冰雪。数万名间关百战、满身累累枪伤箭疤的关东大汉,伏在地下向着北京号啕痛哭,因为他们的督师快要被皇帝杀死了。战马悲嘶,朔风呼啸,绵延数里的雪地里尽是伏着愤怒伤心的豪士,白雪不断的落在他们的铁盔上、铁甲上……

①见余大成《剖肝录》。

②《论语·季氏》:“孔子曰:‘君子有九思:视思明,听思聪,色思温,貌思恭,言思忠,事思敬,疑思问,忿思难,见得思义。’”

崇祯死后,因为没有确定的接班人,也就没有确定的谥法,有毅宗、庄烈帝、怀帝、愍帝、思宗等谥。思宗的“思”字,不是美谥,《逸周书》的谥法解中说:“道德纯一曰思,大省(即“眚”,灾害的意思)兆民曰思,追悔前过曰思,外内思索曰思。”

汉朝的王逸作过一篇楚辞,叫作《九思》,是哀悼屈原的,共有九章:逢尤、怨上、疾世、悯上、遭厄、悼乱、伤时、哀岁、守志。所说的悼乱伤时,疾世哀岁,逢尤遭厄,和袁崇焕的心境和遭遇倒也差不多。但崇祯写这《九思》二字时,所想到的当然不会是王逸的《九思》。

③崇祯遗诏:“朕自登极十七年,上邀天罪,致虏陷地三次,逆贼直逼京师,皆诸臣误朕也。任尔分裂朕尸,可将文武尽皆杀死,勿坏陵寝,勿伤我百姓一人。”这道遗诏,和相传留在他身上的遗书文字稍有不同。

④“君非甚閛(注:就为“闇”,外框是“门”字头),孤立而炀蔽恒多;臣尽行私,比党而公忠绝少。”

⑤梁启超在《袁崇焕传》的题目上,加了“明季第一重要人物”的形容词,传中说:广东崎岖岭表,数千年来与中原的关系很浅薄,历史上影响到全中国的人物极少,只有唐朝六祖慧能光大了禅宗,明朝陈白沙在哲学上倡明唯心论,成为王阳明的先驱,而“以一身之言动、进退、生死,关系国家之安危、民族之隆替者”,只有袁崇焕一人。(其实,他即使不提到孙中山先生,也应当提洪秀全。)又说:“故袁督师一日不去,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。”康有为在《袁督师遗集序》中说:“若吾粤袁督师之丧于谗间也,天下震动,鬼神号泣,明社遂屋,余祸烈烈,波荡至今。呜呼,天下才臣名将多矣,谗死亦至伙,而恻恻于人心,震惕于敌国,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,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,则岂惟杜邮、钟室、凉风、金牌之凄感也。……假若间不行而能尽其才,明或不亡。”他认为白起、韩信、斛律光、岳飞四人被谗而死,虽令人感叹,但于国家存亡无关,不及袁崇焕事件影响深远。

李济深《重修明督师袁崇焕词墓碑》:“论明清间事者,佥以为督师不死,满清不能入主中原。”叶恭绰谒袁崇焕墓诗:“史笔只今重论定,好申正气息群纷。”注云:“近日史学家钩稽事实,证明袁如不死,满洲不能坐大,即未必克入主中原,故袁死所关之重,有同岳飞于宋。文天祥辈尚非其比也。”

⑥戏剧结构上高潮过后的余波(anti-climax)(注:anti-climax),通常译作“反高潮”,似不甚贴切。

⑦《清史列传》卷三:“岳托(满清大将,代善之子,皇太极的侄儿)曰:辽东以久不降,故诛之。杀永平人,乃贝勒阿敏所为……六年正月,(岳托)奏言:前克辽东、广宁,汉人拒命者诛之,复屠永平、滦州汉人。”

⑧满清每次出兵,都俘虏大量汉人去做生产工具。这次进攻北京之役俘虏的实数无记录,但知阿巴泰攻掠山东之役(《碧血剑》中提到的那一次)“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。”相信崇祯二年一役中俘虏汉人也必达数十万,《太宗实录》卷六:“上因问达海(奉命监守明宫太监而使反间计的五将之一)等:‘是役俘获视前二次如何?’对曰:‘此行俘获人口,较前甚多!’上曰:‘金银币帛,虽多得不足喜,惟多得人口为可喜耳!’”

⑨《陕西通志》,崇祯二年马懋才《备陈灾变疏》:“殆年终而树皮尽矣,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……安塞城西,有粪场一处,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,有涕泣者,有叫号者,有呼其父母者,有食其粪者。”

⑽萧一山《清代通史》卷上:“崇祯间有民谣曰:‘老天爷,你年纪大,耳又聋来眼又花。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,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。老天爷,你年纪大。你不会作天,你塌了罢!’此种时日曷丧之心理,非人民痛苦至极者,宁忍出此?”

清远附言:本文内容太长(近八万字),如果不是真的想了解更多故事背景的话是不大会看的,而看也可能多数仅会大致了解一下。您所看到的这个是来自《碧血剑》中的电子版本,我只跳着快速过了一遍,做了校正其中少数乱码、与原文不符的段落编排方式、漏掉的大段落间的空行,以及一些有的连GBK字库中都没有的字等。能如此做,主要是得宜于原始版本的质量挺好(就我所了解的。而若是要从头到尾甚至还对着书来过一遍,则太耗时费力了),我也可以省功。

一秒钟记住本站网址:JinYongXiaoShuo.COM金庸小说拼音全拼写。

喜欢修订版《碧血剑》小说吗?喜欢金庸小说全集吗?喜欢就用力顶一下吧!

看网友对 袁崇焕评传3 的精彩评论